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政府


鞍山市施工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1995年12月8日　鞍山市人民政府令第四十五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施工企业资质管理，根据国家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资质管理暂行规定》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我市从事各种房屋建筑、装修装饰、土木工程、设备安装、管线敷设及建筑构件、商品混凝土生产等活动的建筑业企业，均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鞍山市建筑工程局是建筑业企业的行业管理部门，鞍山市施工企业管理处具体负责全市施工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质审查管理





　　第四条　凡在我市承包和经营工程建设任务的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外合资、合作、外商投资企业；联营、股份、私营企业，均需进行资质审查。


　　第五条　新开办施工企业以及施工企业资质等级、施工营业范围发生变化，必须经资质管理部门进行资质预审后，到有关部门办理登记领照手续，再到资质管理部门办理资质审批手续。


　　第六条　新开办施工企业资质等级一律为暂定等级，期限为两年，并且最高资质等级不超过三级。企业发生分立、成建制划出开办新企业的，按分立后重新组合的企业实际具备的资质条件分别予以审定资质等级。


　　第七条　企业申请资质等级应提交下列证明文件：
　　（一）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
　　（二）企业法人代表和技术、经济负责人的技术职称证件及履历证明；
　　（三）企业本年度及上年统计资料；
　　（四）企业基本情况说明和有关文件、证明。其中新开办企业须提交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批复意见；无上级主管部门企业以施工企业相应的专业协会为代理主管部门。


　　第八条　经资质审查合格的企业，取得《资质等级证书》，经有关部门办理核准手续后，方可从事工程建设活动。
　　一个企业只能办理一个资质证书（指正本）。如果企业具有多种专业工程施工的能力，可在向资质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一个主要资质证书的同时，申请其它承包工程范围。


　　第九条　经审定的企业资质等级和营业范围，由资质审批部门发布公告。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等级证书》。企业遗失《资质等级证书》的，必须在报刊上声明作废后，方可申请补领。

第三章　资质变更管理





　　第十一条　施工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其资质条件（指企业人员素质、管理水平、资金数量、承包能力和建设业绩）发生变化，由施工企业资质管理部门重新审定其资质等级或施工营业范围，并进行公告。


　　第十二条　施工企业晋升上一个资质等级，必须在连续两年年检合格基础上，具备下列条件方可申报：
　　（一）企业具备上一个资质等级标准；
　　（二）经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申请，由市施工企业管理处批准，企业承建代表上一个资质等级的工程，其质量达到一次验收合格；
　　（三）企业完成两项以上本专业、本等级施工营业范围规定的上限工程，并验收合格；
　　（四）企业在组织结构调整中，合并、兼并其它企业后，其资质条件全部符合上一个等级标准；
　　（五）企业近两年无不合格工程，当年竣工工程的优良品率达到或超过行业平均水平（须由县级以上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出具证明）；
　　（六）申请晋升上一等级资质的企业，必须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质量监督部门认证的如下证明文件：
　　1、申报晋升为一级资质的施工企业，必须完成两项以上省级或国家级优良工程，其中一项为框架结构或钢结构工程；
　　2、申报晋升二级资质施工的企业，必须完成一项以上框架结构或钢结构的省级优良工程；
　　3、申报晋升三级资质施工的企业，必须完成二项以上市级优良工程，其中一项为框架结构工程；
　　4、申报晋升四级资质施工的企业，必须完成一项县级以上优良工程；
　　（七）企业当年无人身伤亡事故及重大安全事故（须由县级以上安全管理部门提供证明）。


　　第十三条　暂定等级的企业，其暂定期满后，须提交转正申请及相应证明材料，经资质审批部门审查，符合转正条件的，核发正式资质等级证书。未达到转正条件的给予延长转正期限或降低资质等级处理。


　　第十四条　企业资质条件低于原定资质等级标准的，企业资质年检不合格的，或企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由资质审批部门给予降低资质等级处理：
　　（一）造成重大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的；
　　（二）销售或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构件、配件，非标准结构、设备的；
　　（三）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或技术经济人员占企业年平均职工人数的比例低于标准规定数80％，经限期整改，逾期未达到要求的；
　　（四）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不足标准80％或生产性固定资产低于标准规定原值额度60％，在下一年年检仍未达到要求的；
　　（五）企业施工员、预算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持证上岗达不到标准要求和企业项目经理资质达不到要求，经限期整改，逾期仍未达到要求的；
　　（六）企业有其他违反资质管理规定行为的。


　　第十五条　企业申请增加承包工程范围或分支机构，须提供新增项目及分支机构的专业工程技术力量及代表工程等文件，经审定后，方可办理营业范围变更手续。已取得兼营项目的施工企业，达不到兼营项目相应的资质条件的，取消其兼营资格。


　　第十六条　企业改变名称、办公地址、生产场所、法人代表及技术、财务、经济负责人，改变经济性质、经营方式和隶属关系，应在企业主管部门或审批机关批准后三十日内，持有关批准文件或变动人员的任免文件和新任人员的资历情况，向资质等级审批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七条　企业发生分立、合并、迁移，应在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三十日内，到资质审批部门重新核定资质等级，并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八条　企业歇业、变更、破产或因其它原因终止营业，应向原资质审批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缴回《资质等级证书》正副本，然后到有关部门办理其他手续。


　　第十九条　企业资质实行年度检查制度，由资质管理部门定期实行检查。年度检查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三种。对资审不合格的，责令限期采取改正措施；逾期仍达不到标准的，给予降低等级处理。
　　没有申请资质年度检查的企业，经资质管理部门提示后仍不申请，视为自动歇业，其资质证书无效。


　　第二十条　企业必须按审定的资质等级和营业范围从事经营活动，不经批准，不得越级承包工程。严禁无《资质等级证书》或超越营业范围从事经营活动。


　　第二十一条　施工企业必须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管理办法》等有关合同法规的规定签订建设施工合同，并严格履行。


　　第二十二条　三级以上企业承包的工程根据需要可以分包，其分包合同须经市施工企业管理处审批。严禁企业非法转包工程。


　　第二十三条　外埠及港、澳、台和外籍建筑施工企业进入鞍山地区施工的，经市施工企业管理处资质审定，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方可办理其它施工手续。


　　第二十四条　凡在申请资质等级或资质年度检查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不按规定办理资质等级注销手续的，除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外，分别给予警告、撤销申请资格、降低资质等级处理。


　　第二十五条　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或无《资质等级证书》的施工企业，由资质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其停止施工，并对双方分别处以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企业违反本规定，擅自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等级证书》的，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资质变更手续的，由资质管理部门视情节分别给予警告、限期改正，扣留或吊销《资质等级证书》的处罚，并处以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资质管理部门对违反本规定企业给予处罚后，可另提请企业主管部门对其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资质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失职，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做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和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建筑工程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论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

赵长青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的性质，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践性。界定得当，既能开放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又能准确地打击经济犯罪，有效地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如果界定不当，就可能扼杀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阻滞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造成罪与非罪的错位。因此，研究不法经济行为中合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对打击经济犯罪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不法经济行为存在的客观性

“不法”二字，一般是指违法、不守法（《辞海》语），而本文所研究的不法经济行为则是广义的，它既包括违反现行法律规范的行为，也包括法律尚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和法律一时难以规范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就是介于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之间的一些有法不依、无法可依或者有法难依的经济行为。这部分行为情况特殊，性质难定，是我们研究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界限的主要对象。

在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里，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就必然存在规制人们行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尽管在不同的国度里，都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但不法经济行为照样客观存在，只是存在的范围、数量不同而已。这种客观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有：
（一）物质利益的诱惑性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是有与无之争，只能是合法与非法之争。极“左”思潮严重时期，抹杀个人利益的特殊需求，将追求物质利益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因而人的物欲受到压抑，人性受到扭曲，从而延缓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性的物质欲望得到解放，这无疑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但是，在规范人们物质欲求的法制尚不健全的历史时期，各色各式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中，不法经济行为便会大量发生。

不法经济行为的牟利性，决定了在实施不法经济行为的群体中，有的人法制观念较强，能够把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的限度内，有的则会走贪婪无度的违法犯罪道路。马克思曾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托·约·登林的话说：“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的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我国目前确有一些犯罪分子，为贪图不义之财，利令智昏，向社会和法律挑战。
（二）法律规范的滞后性

法律发展的历史说明，由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即使法律规范在不断变化和完善，而法律自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总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任何法律规范一经颁布实施，就应在一定时期内有效，不能朝令夕改。而社会生产力是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有一些在一定时期处在法律规范调整之外。意大利法学家菲利指出：“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②］

社会发展与立法滞后的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在法制比较健全、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理想的规范状态，这种矛盾就小；反之，在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的新事物不断出现，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为混乱的不法状态，这种矛盾就极为突出。

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同历史上的每次变革一样，旧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不完善，故新的法律体系的健全还有艰巨的过程。变革中付出代价之一，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不法经济行为必然增多。
（三）行为性质的模糊性

模糊学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两种事物：一种是人们可以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清晰的事物；一种是人们不能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模糊性事物。在不法经济行为中，有些就属于一时难以界定其性质的模糊性行为。

我国过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权关系集中，利益主体单纯，经营格局简单。刑事法律在经济领域中以保护公有制为己任，因而，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易于界定。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为复杂的经济体制。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必然会带来产权关系、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关系复杂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也随之变化。特别是新出现一些获取经济利益的新的行为，究竟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还有待于实践证明。对这种一时难以规范、利弊关系模糊的行为，在社会变革的失衡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杜尔凯姆所说：“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这段时期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说起，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什么是非份之想”［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一些利弊关系模糊、一时难以规范的模糊性行为，将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受到检验，利弊分野，被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驯服”。

综上所述，不法经济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是法制较完备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这种现象较为突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二 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标准
（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实质标准。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实质标准。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看有无危害社会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具备犯罪的前提条件，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便无犯罪可言。二是看行为危害社会的程度。只有当危害社会的行为达到触犯刑律的程度，才能以犯罪论处，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和理解这个标准。原苏联著名刑法学家斯皮里多诺夫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多样性和每个行为客观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历史变异性，把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标准问题提到了首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要社会对犯罪作出自觉的或公正的反应，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从社会学的理论看，行为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的程度，是评价人的行为的标准。”［④］在这里，斯氏提出了一个评判人的行为性质的标准，即人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相适应的，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不完全相适应的，就是对社会有一定程度危害性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就是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刑法原理的。

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评判人的行为的标准是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⑤］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衡量人们行为性质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犯罪认定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我们刑法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认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标准。
（二）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评判不法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标准。

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刑法作为上层建筑，它的根本任务就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党的“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个“三有利”标准的实质是生产力标准。这个标准既是指导、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当然也就应当引进刑法领域，作为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也就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的事实标准。

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刑法领域，作为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必然要引起犯罪观的更新和认定犯罪具体标准的变化。但对怎样理解和适应生产力标准，目前缺乏统一的认识。从见诸于书刊发表的论著中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法律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生产力标准是一种宏观的标准，并且十分抽象难以把握。如果以生产力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就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因此，必须在总体上坚持犯罪构成作为经济犯罪的认定标准，在法与理冲突的情况下，以生产力标准作为适当的与必要的补充。

二是生产力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行为是否危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程度，应是区分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并具体指出：一是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区别犯罪与正当的界限。是否“有利于”，主要看社会效果、行为手段、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二是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这是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危害程度如何，主要应结合情节是否恶劣、数额是否巨大、后果是否严重等情况，综合考虑加以确定。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法经济行为都发生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能不危害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只要掌握好生产力标准，就能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

三是双重标准论。此说的主要观点是：评判具体经济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既要以是否利于生产力发展总标准为指导，又要坚持以法定的犯罪构成为依据。这种观点认为，前者具有政策的指导意义，后者是法律表现形式，在政策的指导下，掌握好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才能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四是最终标准论。此说认为：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一个根本的、最终的标准，要从本质上把握某种行为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把它误解为经济标准，也不能把它误解为绝对唯一的排他性标准，不能脱离其他具体的法律标准而孤立存在。这种观点的中心意思是，生产力标准只是根本的、最终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要评价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标准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