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全国食品药品监管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通知

国食药监人[2012]1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局机关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促进食品药品监管事业科学发展，切实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按照《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等相关规划的部署和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全国食品药品监管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年）》，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才发展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按照要求，结合实际，积极做好与本地人才发展规划的衔接，制定部署贯彻落实意见及具体方案，认真组织实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全国食品药品监管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2011—2020年）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促进食品药品监管事业科学发展，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按照《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和《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部署和要求，制定本规划。


　　　　　　　　　　　　　　　　　 序　　言

　　食品药品安全关系公众健康和社会和谐。加强食品药品监管，是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政策性、专业性、技术性强，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食品药品监管人才队伍是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要基础。

　　食品药品监管人才包括行政监管人才和技术监督人才。食品药品行政监管人才主要是指从事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安全监管以及稽查执法、政策法规研究与制定、综合管理人才；技术监督人才主要是指从事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以及技术审评、监督检查、监测评价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

　　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始终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常抓不懈的战略工程。经过多年努力，人才队伍规模逐步扩大，整体素质不断提升，人才效能显著提高，在履行监管职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0年底，全国食品药品监管人才总量8万余人，其中技术监督人才3万余人。

　　然而，面对我国食品药品监管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食品药品监管人才队伍总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人才队伍总量不能满足现有职能的需要，人才队伍结构不尽合理，高层次、国际化人才严重匮乏，人才教育培训体系还不健全，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亟待完善，人才素质和能力有待大力提高等。

　　未来十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党和国家对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食品药品监管将步入科学监管轨道，人才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必须科学规划、开拓创新、重点突破、整体推进，为实现科学监管、提升食品药品安全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践行科学监管理念，突出人才优先、以用为本，以食品药品监管需求为依据，以能力建设为核心，以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基层监管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以强化教育培训基础、完善教育培训体系为载体，以人才培养与引进相结合为手段，壮大人才队伍，优化人才结构，全面提高人才素质，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营造良好人才成长环境，为切实履行食品药品监管职责，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与广泛的智力支持。

　　（二）基本原则
　　强化责任，服务监管。坚持把保证食品药品安全作为人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坚定不移地维护公众健康权益的责任感，优先推进监管人才发展。围绕食品药品监管的发展目标确定人才队伍建设任务，根据食品药品监管发展的需要制定人才政策措施，用食品药品监管的成果检验人才工作成效。促进食品药品监管人才队伍向高素质、专业化方向转变。
高端引领，夯实基层。大力培养善于创新和实践科学监管理念的领导人才、熟悉国际监管事务的国际化人才、高水平的技术监督骨干人才，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基层行政监管和技术监督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基层人才队伍素质，促进全国食品药品安全保障能力的区域协调发展。
　　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统筹规划，充分发挥各方力量，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推进食品药品监管各类人才的全面协调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坚持改革创新，重点解决制约监管人才发展的突出问题，加快构建有利于促进监管队伍向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人才体制机制，为人才工作提供根本保障。
　　分类建设，分步实施。在人才发展战略总体框架下，根据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监管工作实际和人才队伍现状，分类确定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目标，分步实施各项工作任务，逐步形成数量充实、结构优化、素质优良、高端引领的特色人才发展格局。

　　（三）发展目标
　　到2020年，培养造就一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业务精湛、素质优良的食品药品监管人才队伍，不断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为加快食品药品监管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监管人才总量稳步增长。到2015年，监管人才总量达到0.11人/千人口配备标准，到2020年，监管人才总量达到0.13人/千人口配备标准，人才规模基本满足监管工作需求。
监管人才结构进一步优化。到2015年，大学本科以上人才比例不低于75%，到2020年达到95%以上；到2015年，硕士研究生以上人才比例超过15%，到2020年达到20%以上；到2015年，食品药品监管紧密相关专业人才比例超过75%；到2020年，技术监督人才占监管人才总量的比例大幅提升，专业人才的分布和层次趋于合理。
　　监管人才素质和能力进一步提升。到2015年，各类监管人才年度专业培训比例实现100%，具有法律教育培训背景的行政监管人才比例逐年增加；到2020年，实现对监管人才职业生涯全过程的教育培训，具有法律教育培训背景的行政监管人才比例达到100%，监管能力满足科学监管需要，专业技术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监管人才发展政策环境显著改善。到2020年，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和激励保障机制更加科学完善，人才发展的法制和政策环境明显改善，人才使用效能显著提高。

　　二、队伍建设主要任务
　　（一）加强高层次技术监督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目标：培养造就一批国内权威、在国际监管事务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层次技术监督人才。到2020年，培养和引进高层次技术监督人才1000人。
　　主要举措：拓宽渠道，加大投入，建立高层次技术监督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分类制定和实施培养、引进计划。依托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流动站、重大课题和工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联合实验室等，有计划地培养检验检测领军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建立科研基金，扶持中青年研究人才，培养一批研究型检验检测人才。重点依托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实施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推进计划，着力培养和引进了解食品药品研发趋势和发展前沿、适应食品和医药行业发展水平，具有深度参与国际监管事务能力的技术审评、监督检查和监测评价的高层次技术监督人才。

　　（二）加强急需紧缺技术监督专门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目标：有计划、有重点地培养和引进一批监管急需紧缺技术监督专门人才。到2020年，培养各领域技术监督骨干人才1万人，检验检测人才总量增加至3.9万人。
主要举措：制订技术监督人才队伍建设指导意见。培养和引进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开展审评员专业培训，重点扩充药品、医疗器械审评队伍规模，建成专业结构合理的国家级和省级审评队伍。建立药品、医疗器械国家级专职检查员队伍，逐步推进省级药品、医疗器械检查员队伍专职化发展。加快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检验检测和监督检查人才队伍建设，扩大培训规模。重点扩充国家级监测评价队伍，合理配置省级监测评价专职人才，定向培养业务骨干。重点培养创新型、复合型、技能型检验检测人才，科学配置人才比例。

　　（三）加强基层监管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目标：以提升行政监管和技术监督能力为重点，建设一支适应监管工作需要的基层人才队伍。到2020年，基层监管人员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0万人。
主要举措：制订以地区人口、监管对象和监管面积数量等为依据的基层监管机构人才配置指导意见，合理扩大基层监管人才队伍规模，促进乡镇和农村监管力量配置。制定基层监管各类人才准入标准。配齐配强食品、保健食品和化妆品监管人才。全面实施岗位专业化培训。加强基层稽查执法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和管理力度。加大基层检验检测人才培训力度，强化快检技术培训。建立检验检测人才持证上岗制度。推进基层监测评价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程度。大力开展基层监管人才继续教育，鼓励参加在职学历教育，提升基层监管人员学历层次，提高食品药品监管所需专业人才比例。

　　（四）加强各类监管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目标：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培养适应科学监管需要的人才队伍，优化监管人才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统筹推进各类监管人才协调发展。
　　主要举措：夯实各类监管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建立健全以提高素质与能力为核心的监管领域多专业、分级分类教育培训体系，设置和优化各类监管人才所需相关学科和专业，开展大规模教育培训。实施监管系统一把手素质能力提升工程。实施行政监管人才职业化培训工程。大力加强政策研究人才队伍、信息化人才队伍、应急管理人才队伍和新闻宣传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可靠、业务过硬，集行政管理能力、业务管理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为一身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全面加强外聘专家管理。

　　三、制度和机制
　　（一）建立和完善监管人才准入制度
　　定期开展人才需求预测，优先选拔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研究制定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监管人才素质能力模型和岗位职责规范，确立各类监管岗位的任职条件；健全公开招聘、考试考察、推荐测评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人才选拔机制，探索监管人才委任、聘任、选任等任用方式，完善竞聘上岗和合同管理等制度，全面规范监管人才职业准入。

　　（二）建立和完善监管人才培养开发机制
　　根据监管专业化特点，逐步建立食品药品监管相关学科体系；打造监管岗位规范化教育培训体系，逐步建立新任培训、日常培训和深造培训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开发机制，覆盖监管人才职业生涯全过程；加强培训基地、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考核评估、组织实施的规范化管理。

　　（三）建立和完善监管人才交流机制
　　坚持多岗位任职，在转岗和轮岗中锻炼人才，实行关键岗位人员定期交流制度，推动行政监管机构和技术监督机构间的人才交流；鼓励优秀监管人才向基层和边远地区流动，选派国家局和省级局监管人员到基层，特别是到西部地区或贫困地区挂职锻炼；建立有利于提升基层监管能力的人才与技术合作交流机制，加大西部地区人才培养，选派西部地区监管人员到东、中部地区监管部门进行岗位实践；选派技术监督人员在教育、科研、生产等机构进修。

　　（四）建立和完善人才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
　　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人才职业水平评价办法，建立人才多元化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促进人才脱颖而出。健全充分体现人才价值、有利于激发人才活力和维护人才合法权益的激励保障机制，稳定人才队伍。加强监管人才培训考核，进一步完善继续教育学分和教育培训档案等管理制度，建立培训考核与人才管理的联动机制，健全优秀人才评选表彰奖励制度，加大人才表彰力度，激发人才队伍创新活力。

　　（五）创新药品、医疗器械安全监管人才队伍管理模式
　　按照药品、医疗器械全过程质量管理的要求，建立监督检查队伍专业化、专职化制度，完善技术审评队伍专业化、专职化制度，创新审评职务体系管理模式；创建学校教育、专门培训、工作实践相衔接，国内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相结合的高层次、国际化审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建立检验检测人才职业通道和合理流动机制，以及人才重点培养和国际引进机制。探索建立技术监督首席专家制度。

　　四、重大人才工程
　　（一）高层次国际化监管人才推进工程
　　积极推进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分类制订食品药品技术监督各专业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充分发挥国家级监管机构的引领示范作用，每年至少引进1-3名科技领军人才，到2020年不少于20人；每年至少选派10名中青年业务骨干赴国外深造，到2020年不少于100人；每年至少举办一期20人规模的国内外食品药品技术监督高级研修班；每年至少重点培训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技术审评、监督检查、监测评价相关领域高层次专业人才100名。

　　（二）监管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适应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围绕监管理念、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操作实务，开展大规模知识更新培训，不断提升监管人才队伍履职能力。各级监管部门充分利用中央补助地方监管能力建设项目经费和各级财政经费，到2020年，平均每年培训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人才不少于2万人，培训药品监管人才不少于1.5万人，培训医疗器械监管人才不少于1万人。其中，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不少于1.1万。定期开展省级监管机构领导班子成员、地县两级行政监管机构和省地两级技术监督机构主要负责人国家级轮训。

　　（三）行政监管人员任职职业化培训工程
　　开展针对新进监管队伍或新任监管岗位、且不曾有行政监管工作经历的人员进行专门的新任培训。设置标准化培训课程，每年实施国家级示范培训，重点培训相关人员100名。并分级组织实施，完成全部应训人员的岗前培训，做到不培训不上岗。

　　（四）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人才队伍建设工程
　　科学核定人才队伍配备标准，及时划转和配备监管执法队伍，逐步建立一支总量不低于0.06人/千人口配备标准的专业化监管队伍。建立监管人才素质能力模型，严格准入标准，配齐配强监管队伍。分级分类实施全员轮训，强化专业知识、监管实务、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培训。建立食品监管工作的社会协管员和社会监督员队伍，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力量布局，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检验检测人才队伍建设，到2020年，努力建设一支规模达到1万人的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检验检测队伍。

　　（五）监管人才教育培训基础工程
　　建立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高级研修学院为龙头、以区域性教育培训基地为支撑的监管人才培训教学体系；配备并逐步完善适应监管各类人才培养需要的教学、科研和演练设施；建立并逐步完善监管学科、课程和教材体系，大力培养和建设专兼结合的培训师资队伍；建立覆盖全系统的远程教育培训网络平台。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规划实施的宏观指导和统筹协调，制定各项目标任务分解落实方案和重大工程实施办法。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订具体的队伍建设方案。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大资源整合力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持不懈地抓好人才队伍建设。

　　（二）落实重点任务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和单位要以规划的主要任务和重大工程为重点，结合工作实际，分解目标任务，明确分工和时间进度，组织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协调机制和督促落实机制，强化责任，细化步骤，协作配合，确保规划的各项任务全面落实。

　　（三）加强人才工作管理
　　加强人才研究队伍和机构建设，建立规划实施情况的监测、评估、考核机制，加强督促检查。持续开展监管人才发展战略研究。推进监管人才工作信息化建设，完善人才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健全监管人才统计和定期发布制度。加大人才工作战略思想和政策宣传，营造有利于规划实施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四）强化人才发展投入保障
　　促进建立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食品药品监管人才发展投入机制，优先保证对监管人才发展的经费投入和财政支持。拓宽教育培训经费渠道，积极争取国际组织、政府间的人才培养项目，形成多渠道经费投入机制。设立人才建设专项经费，培养监管杰出人才。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和评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五）加强人才发展法治保障
　　坚持以法制保障促进人才发展，提高食品药品监管人才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加快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法规的制修订进程，为监管人才队伍履行职能提供法制保障，促进形成有利于监管人才发展的法制和政策环境。



本文将由作者首发表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博客和新法规速递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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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议劳动者提起劳动仲裁时效的起算标准
作者：福建省福州市张涛 QQ在线咨询：1759702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前 言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据此，据此，只有出现“其权利被侵害”的情形的，才适用于仲裁时效。而这里的“权利被侵害”一般是指“直接侵害”，不包含“间接侵害”的情形。
一般而言，劳动者的权利包含“劳动权”、“劳动债权请求权（如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损害赔偿、福利待遇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以第一条解释《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也是遵从上述范围的。
那么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施行后，劳动者的提起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应如何起算呢？本文将从笔者对于程序法规定起算点的立法本意围绕受案范围一一说明。
本文为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正 文
根据《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的权利包括：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这些权利与用人单位或者国家对应的义务均构成债的客体，形成了以劳动者为债权人、用人单位或者国家为债务人的债的关系（有关债的定义详见《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
众所周知，时效制度虽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但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进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诉讼时效制度的根本立法目的，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诉讼时效立法均体现了这一点。基于这一根本立法目的，诉讼时效制度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了限制，这是权利人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作出的牺牲和让渡；但应注意的是，通过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方式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保护应有合理的边界，该边界就是应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利益衡量，不能滥用诉讼制度，使诉讼时效制度成为义务人逃避债务的工具，随意否定权利本身，违反依法依约履行义务的诚实信用原则。
也就是说，时效的超过剥夺的仅仅是请求权，而不是剥夺实体权利。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该法调整的劳动争议范围主要包括五种（不含兜底规定），分别为：（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那么接下来笔者将以自己对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理解来阐述“法律对于劳动者待遇维护自己的权益究竟宽容到什么地步”。
（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
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因确认劳动关系是否存在而产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往往因为拿不出劳动合同这一确定劳动关系存在的凭证而难以维权。为了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将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纳入了劳动争议处理范围，劳动者可以就确认劳动关系是否存在这一事由，依法向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权利救济。
笔者认为，用人单位否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的行为没有直接造成劳动者的权益被侵害，故因不存在“权利被（直接）侵害”而无法确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也就不存在“仲裁时效起算”的情形。
在互联网上流传的“王某与某五金件制造公司确认劳动关系争议”一案中，重庆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的类别为确认之诉，需要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法律关系，并不涉及对实体上的权利义务纠纷的处理，因此，不适用时效制度，所以不存在王某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时是否超过申诉时效的争议。
笔者对于该案例中“不涉及对实体上的权利义务纠纷的处理”的意见是予以认同的。
（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涉及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的全过程。对于这一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发生的争议，都可以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来解决。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并建立职工名册备查，这是第一个环节—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履行，是指劳动合同在依法订立生效后，双方当事人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条款，完成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实现劳动合同规定的权利的活动，这是第二个环节;变更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对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的条款所作的修改和增减，这是在履行劳动合同中发生的一种特殊情况，不是每一个劳动者都会遇到的;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是整个劳动用工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在合同期满前，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劳动合同的终止，是指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或者因为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出现法定的情形而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因而双方的劳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结束的情形。在上述整个劳动用工过程中发生的劳动争议的处理，都可以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在“因订立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中，对于“劳动合同（条款）”是否有效的争议，是不应起算仲裁时效的。除了“不存在劳动者权利被（直接）侵害”的理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法理依据：劳动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时效期间的限制。而根据《劳动法》第九十七条追索“因无效合同产生的损害赔偿”应从无效劳动合同被确认之日起，这是因为：我国实行的无效制度为宣告无效，即只有经仲裁委或者人民法院宣告之后，才能产生无效的法定情形，《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也体现这一精神。据此，在劳动合同条款被确认无效前（含劳动者在主张争议劳动合同条款期间），劳动者是不知道争议劳动合同条款是无效的。
至于有人提出“应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笔者在这里做一个对比：在《民法通则》明文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畜产进出口北海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案号：(2005)民一终字第104号】以及就《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时军指出：确认合同的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和约束。那么，在“《劳动法》与《民法通则》、《劳动合同法》与《合同法》均属于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以及‘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法理相通”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认为“确认劳动合同的无效”也同样不受仲裁时效的制约呢？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尽早出台《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在“因变更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中，对于用人单位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应从“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决定”以及“决定的履行”两方面分析：对于“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决定”这一类的民事行为，因没有（直接）侵害劳动者的权利而不存在“仲裁时效起算”的问题。更何况，《民法通则》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而因“决定的履行”发生的争议因涉及到“劳动者权利被侵害”的问题，考虑到“决定的履行”是因“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决定”产生的，故此类时效应从“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决定”被职权机关确认无效之日起算。
在“因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中，对于“因用人单位原因而发生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的，比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三）项进行处理。
在“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中，对于用人单位不履行合同义务产生的争议，比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四）项和第（五）项进行处理。
（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
这一类劳动争议是由于解除和终止劳动关系而引发的争议。所谓除名，是指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三十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所谓辞退，是指用人单位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与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关系;所谓辞职，是指劳动者根据本人的意愿，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解除与所在单位的工作关系的行为。离职是指劳动者根据本人意愿，自动解除与所在单位的劳动关系的行为。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涉及解除和终止劳动关系，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出台过一个名为《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期限应当如何起算问题的批复》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在解读该司法解释时指出：合同的解除应当有解除行为。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并未采取当然解除主义。也就是说，《劳动法》并未规定：只要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劳动合同自动解除，而不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为必要。这种方式虽然可迅速导致合同的解除，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意志，特别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劳动者一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当事人解除合同的行为可分为两种：一是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另一种是由享有法定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不需要征得对方同意。没有解除行为，就不产生解除的法律后果。实际上，除《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外，《劳动法》涉及解除的条款 中都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时都必须通知对方。劳动合同的解除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在当事人享有法定解除权的情况下，当事人单方面行使解除权不必经过对方的同意，但仍然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首先，只有出现了《劳动法》规定的解除情形时，当事人才能解除劳动合同。其次，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直接通知对方才能发生解除的法律效果。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如果不遵守一定的程序，就不能实现解除的 目的。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因劳动者过错而解除劳动合同时也应当履行程序性义务。这种义务包括两方面：第一，用人单位应当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当劳动者存在重大过错时，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合同。如果用人单位不作出解除的表示，就难 以判断用人单位是否有解除合同的主张、是否行使了解除权。第二，用人单位应当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书面通知劳动者。未经通知，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应当不对劳动者产生法律效力。劳动合同自劳动者收到通知时解除。这种理解，既与《劳动法》立法精神一致，也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致。既然《劳动法》对用人单位因其他原因解除合 同或者劳动者解除合 同都要求通知对方，用人单位因劳动者重大过错解除合同时也应当通知对方。另外，《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虽然劳动合同与一般 民事合同有所不同，但我们认为 《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精神应当可以适用于劳动合同。《批复》明确了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解除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批复特别强调了一点：解除劳动合同不能以口头形式通知劳动者，而必须是以书面形式通知才能发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这一解除有利于规范劳动合同的解除程序，保护作为弱者一方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当事人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时进行举证。 最高法还指出，虽然《批复》仅是针对《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的情形作出的规定，其精神也应当适用于用人单位依据该条前三项规定的情形。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一）至（三）项规定的情形解除劳动合同的，也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否则，解除不发生效力。
据此，劳动者对于“除名、辞退”发生的争议，应当自收到解除劳动合同书面通知之日起计算。
（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发生的争议，主要涉及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是否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劳动者是否能够享受到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和带薪休假的权利等而引起的争议;因社会保险发生的劳动争议，主要涉及用人单位是否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劳动者缴纳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费用而引起的争议;因福利、培训发生的劳动争议，主要涉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订立的劳动合同中规定的有关福利待遇、培训等约定事项的履行而产生的争议;因劳动保护发生的劳动争议，主要涉及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等标准而产生的争议。
有关“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的争议”问题。从生活常识和审判实践来看，此类争议的发生请求一般与“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带薪假工资）”有关，对于此类争议可比照第（五）种情形中的“因劳动报酬发生的争议”起算时效。
有关“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是否适用仲裁时效，应辩证地看待。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据此，只有出现“其权利被侵害”的情形的，才适用于仲裁时效；而缴纳社会保险费虽然被《劳动合同法》列为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但是缴纳规费而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属于义务方，相对而言，收取费应属于国家的权利。因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争议不适用于仲裁时效。国家行使收取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权利后，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该社会责任便是法定条件成就的情况下，由国家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社会保险待遇；而一旦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在先，根据“契约精神”，国家有关部门可以拒绝向劳动者支付社会保险待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由用人单位不作为的民事行为（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引发的待遇问题，应适用于仲裁时效，从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条件应当成就并且社会保险费无法补缴之日起算。有关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社会保险费无法补缴之日的举证责任，以分配给用人单位为宜。
用人单位若没有为劳动者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劳动者可以行使劳动合同特别解除权，对于此类争议与“离职”以及“离职经济补偿金”、“赔偿金”有关的，按照第（五）种情形中“因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处理；而若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而产生职业病、工伤的“因工伤医疗费发生的争议”处理。
（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一般而言，涉及到“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分为两个阶段：在职期间的争议和终止劳动关系后的争议。
在职期间的争议内容的事由
一般而言，在职期间与本项有关的因劳动报酬引发的劳动债权一般包括“全额支付劳动报酬（含未订立书面合同的二倍工资）”、“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按应付工资报酬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经比较《劳动法》第九十一条与《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笔者发现，《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以“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代替了《劳动法》第九十一条“克扣或者无故拖欠”。
原劳动部在1995年对于“克扣”确定的含义为：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扣减劳动者应得工资，对“无故拖欠”确定的含义为：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付薪时间未支付劳动者工资；而对于“未及时足额”尚未有任何文件予以定义，笔者认为“未及时足额”应包括“全部拖欠”和“部分拖欠”两种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该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是因为全国人大考虑到“有些劳动者为了维持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的行为不敢主张权利”和“有的行业（尤其是建筑业）拖欠工资问题比较突出，工人的劳动报酬很多到年底才结算”等各种情形，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基础上扩大了劳动者维权的时限要求，摒弃了“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意见，允许劳动者在职期间“怠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可以说，这一举措更加有利于维护劳资关系的延续，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那么对于“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按应付工资报酬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的时效是否应当受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限制呢？笔者认为不应限制。
首先，“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按应付工资报酬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并非是基契约之债，而是法定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成就时的债。鉴于该法定之债是依附于“劳动报酬债权”而产生，所以其时效起算应当同步。另外，假设“劳动报酬债权”允许离职之后追索，而“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按应付工资报酬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那么就可能产生劳动者基于同一事由在职期间追索“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按应付工资报酬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离职后追索“拖欠的劳动报酬”，可能造成“一事二诉”而不予受理；即使受理，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另外，要求劳动者在职期间追索“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按应付工资报酬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也有悖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的立法本意。
综上，笔者认为“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以及“按应付工资报酬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与“追索劳动报酬”一致放宽追索时效的限制既不违背“时效设立的目的”，又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的立法本意。
除了《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范畴，赔偿金还包括“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如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该项赔偿时效的起算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六条精神，从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依据职权或者根据劳动者的请求从“违法约定试用期”的条款被确认之日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