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理论渊源
刘成江
一、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宪政法基础
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宪政法基础是行政处罚当事人在行政处罚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法律地位。它直接导源于现代宪政理论中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的理念。人权与宪政是近代政治的全部内容，宪政就是民主政治，是通过宪法实现和保障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建立在主权在民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宗旨是保障和实现人权。战后这一宪政理念的高扬对现代行政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现代行政法的主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所结出的宪政硕果之一就是行政程序法的产生与发达。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理念是，行政相对人不再是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可任意支配的客体，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利益、且不可任意支配的主体，是限制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有效力量。在行政程序法中创设告知程序，既是对当事人人格尊重的具体体现，也是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法律机制。
二、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程序法基础
在现代社会，法治的实现过程主要是一个程序化过程：其一，法治的本质决定了法治的原则主要是程序原则；其二，法治的实现过程依赖于程序，没有程序就没有法治。法治的核心理念是“法律至上”，对于政府权力而言，这意味着在法治状态下，静态的政府权力受到法律的“边际约束”；动态的政府权力受到法律的控制。但是，政府权力同时又是法律授予的。在这一意义上，法治理念似乎暗示，必须先授予权力，然后必须对权力予以必要的制约。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法治所强调的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核心，不在于从实体上对法律授予的政府权力进行制约，而主要是从程序上要求政府权力必须理性地而非恣意地或专断地行使。行政权的扩张以及由此而来的行政权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方位的渗透，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行政权的膨胀也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带来潜在或现实的威胁。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权力的制约主要靠实体的限制，即“管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不得不在实体上赋予政府以强大权力的情况下，对这种权力的制约在更大程度上必须诉诸程序，“程序的控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实体上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很大的权力”通过行政程序对权力的行使进行事前和事中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促进行政权行使的效率，平衡行政权和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关系，保障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已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将政府权力纳入具有理性结构的程序之中，并运用程序制度来防止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恣意和专断，是整个法治过程中人们一直不断努力的重心所在。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实质即行政程序的确立是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正确行使行政权力，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保证，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法律上的表现。
三、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行政知情权基础
所谓行政知情权，就是公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获取，知晓行政活动的宗旨、原则、依据、程序及其结果的权利。它是公民民主政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表现行政公开的突出权利，体现了现代民主与文明的基本要求。
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认了公民的行政知情权，并且确立了保障公民行政知情权的法律制度。
1946年联合国通过的第59号决议宣布：知情权为基本人权之一。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5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自由采访可允许报道的消息的权利”；第42条第1款规定：“联邦议院的会议公开举行。”这是较早确认知情权的一部宪法。德国于1966年制定的《行政程序法标准草案》和1976年制定的《行政程序法》都规定：在影响当事人权利的行政处分作出前，应当给予当事人陈述事实的机会，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有查阅案件卷宗材料的请求权，给予当事人表明意见的机会，从而确立了公民的行政知情权。
日本在1962年公布了《行政不服审查法》，确立了一种“教示”制度，即行政厅在作出可以提出不服申诉的处分时，应主动或通过申请给当事人以“教示”，告知受处分人是否可以申诉，向哪一机关申诉、申诉的期限等以及教示错误要承担的相应责任。
以上各国有关行政知情权的立法，其共同之处在于对行政知情权的确认与保护是通过行政处分中的告知或听政程序的规定来加以体现的。也就是为了确认和保护公民的行政知情权，法律通过设立告知程序来加以保障。行政机关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影响其权利的行政处罚时，都应当给予当事人陈述事实的机会，告知与行政处罚有关的内容、理由、依据及其应享有的权利。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