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不可否认人口流动频繁给社会管理带来不少问题。法院送达难也是近年来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诸多案件常常因为各种法律文书送达困难而搁浅，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可见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之一是“受送达人下落不明。”公告送达作为穷尽送达方式后的一种送达形式，有诸多限制。 “送达难”一直成为案子难办的重要原因，公告送达方式亟待改进。
一、离婚“送达难”的表现
离婚案件送达难，其一难在于当事人不配合。目前交通、通信发达，人口流动性强，即使在农村也不例外。离婚案件法律文书的送达，需要当事人积极配合，如果当事人配合法院工作案件很好处理，如果不配合法院，和法院工作人员“躲猫猫”，故意隐匿自己的行踪，陷法律于尴尬之中。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案件受理后送法诉状副本有时间限制，一旦当事人不配合，送达就不能及时有效的进行，于是出现一些规避法律规定的做法，如法院收到诉状副本后，违反先受理后送达的规定，却先把诉状副本送达了才给予立案。“送达难”导致一些案件常常很难在审限内办结，部分当事人对此颇为不满。司法改革的深化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法院如果连法律文书都送不出去如何保障程序正义。其二送达方式比较单一，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公告送达等六种送达方式，种种送达方式限制较多，送达程序不简化，种类虽繁多，但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简单的送达方式和便捷、高效的司法改革要求相矛盾。一些新兴的送达方式亟待引入法律规范文本之中。此外送达回证的形式也需要改进，例如电话送达。这种方式成本低、效率高。电话通知后，可将电话录音或者通话记录作为送达证明记录在卷即可完成送达，还要求送达回证无形之中给法院工作带来不便。其三，简易程序不简化，当然简易不等同简化，人为的导致“送达难”。众多案件虽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还是参照普通程序来审理，除了没有合议庭之外，其他程序都按照普通程序来进行，简易程序怎么能简化？按照民事诉讼法设立简易程序的要旨，不外乎给当事人提供高效的司法服务。照此说来送达也应该给予简化，可是现状不是如此，法院主要的送达方式还是直接送达，法律文书送达之后还需要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表示签收。而通过电话、稍口信等简单有效的方式常常不为重视。实际上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简易程序可以采用电话、带信等方式送达。
二、离婚公告送达的现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1条规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公告送达方式的效果如何？从法院受理的一些离婚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通常而言，公告送达的案件常常刊登在报纸上，这些报纸大多是专业性报纸，除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社会很难接触到这些报纸，试想有谁去关注报纸上那一小块公告？把公告刊登在专业性报纸上实质上成为了一种形式。在实际生活中，把公告刊登在当地的早报、晚报上远远比专业性的报纸上强得多。
离婚公告送达因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通常适用普通程序，但实际上从现有的法律规定上来看，“下落不明”和普通程序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当事人起诉时一方下落不明才可使用普通程序，普通程序较简易程序有诸多的限制，然而当追求程序正义的时候我们是否多考虑一下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当公告流于形式，实质上无形之中剥夺了当事人参与诉讼答辩的权益。公告送达更像是法院在送达不能情况下的一种技术处理手段; 通过这种技术手段, 法院能够符合程序的进行裁判。贝斯勒在其《法律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通知的权益和发表意见的机会是如此之根本，以至于只有存在最重大的理由，并且尽一切可能保护被告的利益时，才可剥夺。”许多法院在适用公告送达和缺席审判时, 忽略了当事人应该承担的举证责任, 在质证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从而导致程序上存在瑕疵甚至影响实体处理的公正。公告送达的未必一定是下落不明，一般是根据原告所提供的材料进行裁定是否适用公告送达，法院极少进行实地调查以核实相关情况。由于法院在审查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时不够严格，使得许多实际上不具备公告送达条件的案件适用了公告送达。有些离婚公告送达的案件，法院已经判决离婚了，被告却出现了，不排除在判定当事人下落不明中，有部分诉讼参与人弄虚作假以达到离婚的目的，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规定：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满两年，可以判决离婚。
公告送达的方式不仅仅是刊登在报纸，可以在法院网站上或者其他网站上，也可以在法院周围张贴公告，但是从目前的送达情况来看多数公告通过《人民法院报》报纸刊登。登报无形之中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不理解的当事人会以为法院在乱收费，从送达效果上来说也只是为了程序合法。程序是合法了但是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却被无形之中剥夺，公告送达的一方常常因下落不明缺席审理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婚姻案件公告送达，法院通常只需要下落不明满两年的证据就可以判决离婚上文已有叙述，但这一般而言只判决离婚只解除婚姻关系，对于子女抚养问题，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却采取回避的态度另案处理，这也为离婚留下一些隐患，有的当事人通过另案处理规避债务，有的当事人躲避子女抚养义务。
三、离婚公告送达的几点建议
1、明确“下落不明”，对于“下落不明”从认定主体、认定程序、审查标准应给予一个明确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没有音讯的状况”。下落即着落，去处。下落不明指不知道要寻找的人或物在什么地方。那么以谁不知道为标准呢？是当事人？还是法院办案人员？对此我国民事诉讼相关规定匮乏，因下落不明而随意适用公告送达很普遍。“下落不明”标准不统一造成当事人利用法律空白，以达到有利于己方的法律后果。因此建议规定“下落不明”严格认定的条件，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申请条件，下落不明的适用条件是受送达人失去音讯达到一定期限(两年为宜)，以当事人经常居住地为准，判断是否失去音信，对于那些和亲属有电话联系，但亲属不知其具体地址的不宜认定为下落不明；二是规范“下落不明”认定程序，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相结合，形式审查指必须有相关基层组织或公安机关的证明，实质审查是指办案人员要到被告原住所地，向住所地邻居，社区了解情况后，经核实，确实不在原住所地居住满两年音讯全无的，可以适用下落不明。必要时可以通过裁定决定是否公告送达，我国台湾地区规定法院的裁定准许就是适用公告送达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三是明确“下落不明”的申请主体，在我国台湾地区，公告送达“必须法院已为相当之探索，仍不知应为送达之住所在何地者，始得为之。不得仅以他造当事人主观的谓其不知而隧行公示送达。至应为送达之处所是否不明，应由申请公示送达之当事人负举证责任，法院亦得依职权调查之”我国台湾地区“由申请公告送达的当事人对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并由法院作适当调查以核对相关情况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此外规范下落不明公告送达中原告的责任追究，对于故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谎称对方下落不明或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情节严重的，可依据民事诉讼法进行制裁，对于企图通过公告送达，侵占他人财产数额较大的行为，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应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四是规范法院送达程序，要慎重使用公告送达，加大对当事人申请公告送达的审查制度，确定相关责任追究制度。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公告送达错误的，可比照错案责任追究机制认定审判人员的责任。
2、多种送达方式配合使用，应坚持以其它送达方式尤其是直接送达为主，以公告送达为例外情形。在选择适用何种公告方式时, 应当考虑被公告人可能知晓的地域范围。以被公告人可能的居住地、活动范围地选择公告的方式和公告的范围。要在穷尽一切其它方式确实无法送达时才可以采用公告送达，即采用公告送达必须有采用其它方式不能送达的证据，避免直接采用。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送达的方式有六种：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这六种方式相互并存，应相互配合适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公告送达的方式也不应该再局限于在法院公告栏内张贴公告、或者在报纸上刊登公告。例如通过电子邮件送达，在互联网上发布公告就会比在法院公告栏内张贴公告更具信息传递功能，并非常方便、容易管理。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5条指出：“其他适当方式包括传真、电子邮件(包括受送达人的专门网址)等送达方式。通过以上方式送达的，应确认受送达人确已收悉。”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证人。”因此，民事诉讼法立法应当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赋予各种新型送达方式以合法地位。
3、公告送达应该在卷中载明原因和经过。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或经过。但是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很好有法官将原因和经过记载到卷中之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绝大部分以公告送达的案件最终是以缺席判决的方式审结，公告送达的受送达人不参与诉讼，自然就不会查阅案卷。公告送达卷宗中必须详细记载适用公告程序的原因、查找认证的过程、公告的方式和过程等, 以确定推定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及推定事实能够成立, 保证宣判权行使的公正性。
4、严格区分被告下落不明和被告不明确，被告不明确不宜采取公告送达，应裁定不予受理。被告不明确不同于被告下落不明。被告明确是《民事诉讼法》规定受理案件的必备要素。原告起诉时如果不能提供被告准确地址，经过查证仍无法确定，导致法律文书不能送达。此类问题通常依据民诉法第108条之规定处理，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在立案时发现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在立案后发现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这样既合理地保护了当事人的权益，也缓解了法院工作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