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贵州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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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我国科技发展方针和我省“科教兴黔”发展战略，为适应我省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好技术储备，加强基础研究和稳定优秀的科技人才，我省将从“九五”计划开始，有重点、有步骤地建设和装备一批重点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的运行机制、努力创造
较好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使其逐步发展成为能代表我省学术水平、实验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实验研究基地及学术活动中心。

第二章 立项条件
第二条 项目范围。重点实验室建设必须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指示精神，紧紧围绕我省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对促进贵州优势资源产业化具有重大作用和能充分体现我省科技及学术水平的、属于国家或贵州省优先发展的重点学
科。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以推动新思想、新原理不断地应用于生产实践，同时造就和培养适合我省经济、社会、科技发展需要的高级科技人才。重点实验室主要安排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并鼓励上述部门与大中型企业或企业集团联合建立跨部门的联合实验室。
第三条 项目条件。重点实验室建设，应根据贵州省经济、科技及社会发展战略，在“突出重点、解决急需；明确目标，体现水平；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分批实施，逐步到位；联合开放，发挥效益”的原则指导下，制订阶段建设规划。各单位应在建设规划范围内申请重点实验室建设
，申请建设重点实验室的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实验室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特色，坚持在学科前沿进行探索和积累；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的实验室要符合我省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战略需要，突出贵州地方特色，在高层次上促进贵州优势资源的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要能在关系我省经济发
展全局的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方面提出比较明确的近、中、远期研究目标，并具有承担省、部乃至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能力。
（二）要有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比较合理的研究、技术队伍及层次分明的学术梯队；要有管理能力强、团结协作好的领导、运行集体；要有培养硕士研究生等高级人才的能力；要有明确的学术思路和严谨的学术风气。
（三）具备较好的工作基础和实验条件，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在学术水平、人才培养及承担科研任务方面均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四）依托单位的主管部门重视，并能保证必要的人员工资、技术支撑、后勤保障和学术活动条件。

第三章 计划程序
第四条 由省科委会同省计委、省教委、省财政厅根据贵州经济、科技及社会发展需要和贵州经济能力制订贵州省重点实验室建设规划。
第五条 由依托或承担单位根据建设规划提出拟建项目，并填报《贵州省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申请书》上报省科委。联合建设的实验室需由各方主管部门共同申报集中建设的意向书，并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内部协调管理体制。
第六条 由省科委、省计委、省教委和省财政厅共同组成贵州省重点实验室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管委会根据各单位申请建设重点实验室的情况，按学科分类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经综合平衡后提出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分期实施计划初稿。
第七条 由管委会通过公平竞争、择优选择，或采取招标方式最后确定建设单位。被确定的建设单位要根据管委会提出的分期实施计划初稿内容拟订建设实施方案，由主管部门组织同行专家进行评议和论证，在此基础上编制《贵州省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计划任务书》，作为建设实施的
基本文件和购置设备、验收评议的主要依据。《贵州省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计划任务书》由主管部门审批，批准的总经费和外汇额度不得超过省计委或省财政厅下达的控制数。科研方向、任务或建设内容有重大变动的，需征得管委会同意后再行审批。项目执行过程中，建设经费自行超出部
分应由建设单位负责，项目不得因此延长建设期限。
第八条 经过批准立项的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由省科委根据省计委、省财政厅安排的年度经费情况，制订出年度实验室项目建设计划，并作为全省科技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组织实施。

第四章 项目实施
第九条 贵州省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建设期限为二至三年。凡列入年度计划的项目，都应根据这一进度要求安排资金和组织实施。
第十条 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经费，主要用于购置先进适用的仪器、设备及引进必要的技术软件等，不得作为课题研究经费及日常运行费用。建设单位应积极争取多渠道筹措资金。
第十一条 实验室用房及水、电、气等配套条件，要尽量利用现有设备调剂解决。必须新建、扩建的，由省计委按预算内基本建设计划提前或同步进行安排，给予重点支持。
第十二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需由省财政安排外汇的，要根据我省财政外汇情况，由省计委核定后纳入新技术、成套设备引进计划，在开建年度一次下达，或分年度下达成交额，在成交过程中，需跨年度结转的，年底前各主管部门应报省计委，按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实验室建设要确定项目负责人，在建期间，根据计划任务书进行仪器、设备订货督促承担单位完成实验室的配套建设，并于每年11月份负责向主管部门汇报上述工作进展情况。
第十四条 实验室在建过程中，如发现与原计划有重大偏离，经管委会组织专家论证，可以调整建设计划，或撤消原项目。
第十五条 实验室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即时提请管委会组织专家，按实验室计划任务规定的要求参照《贵州省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验收大纲》进行检查评议和验收。
第十六条 对长期不能按计划验收的实验室，由管委会会同其主管部门组织调查小组，协调解决问题，并进行内部通报和善后处理。

第五章 管理体制
第十七条 各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重点实验室建设及运行期间的管理和政策性指导，依托单位要对实验室实行直接管理。
第十八条 运行机制。省的重点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的运行管理机制，有条件的实验室可以报请主管部门批准实行边建设、边开放。建成验收后的实验室必须面向全省乃至全国开放，并对省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或推荐的研究项目优先开放。
第十九条 实验室主任聘任制。实验室建成后，要成为相对独立的科研实体，由主管部门聘任主任一人，全权负责实验室的工作，任期由主管部门决定。主管部门对在任职期间外出超过半年以上的实验室主任，应及时调整。
第二十条 学术委员会。实验室必须设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它是实验室的学术领导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决定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审定研究课题，监督经费使用，协助开放事宜，组织论文答辩及成果评价。学术委员会人员总数一般不超过15人，超过15人的应报管委会批准。学术委员
会应尽可能吸收外部门相关学科的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参加，本单位的专家不应超过三分之一。联合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各联合单位的专家不超过二分之一。
第二十一条 科技人员编制。主管部门和承担单位应核定实验室的固定研究人员及技术人员编制，要特别注意采取特殊政策稳定实验室的固定技术队伍，以保证实验室的开放与运行。为促进科技人员的流动和学科的相互渗透，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编制不应超过参加研究工作人数的半数
，大部分应为客座研究人员。要注意吸收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并要努力吸收学有成就的出国留学、进修人员回国参加实验研究工作。
第二十二条 经费。实验室的经常费用（包括基本运行费用）要由部门事业费支出，部分可从申请获得的省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所含的实验研究费用支出。对评估合格的实验室，应将其实验研究指南纳入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基金项目的实验研究费主要投向重点实验室的运行
，一般情况下对研究项目不再单独审批实验仪器设备购置费。实验室应在向社会开放的环境中，通过自己工作质量和研究水平的竞争获得经费资助以求得到自身发展。省财政厅根据省财力情况给予一定的资助。
第二十三条 评估。对验收后已开放三年以上的实验室，管委会应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对外公布。在学术上或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对全省做出重大贡献、能够集聚和培养人才，在国内或国际上有影响的实验室，省财政将根据财力加强资助以提高其科研能力，或申请国家资
助，使之逐步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对连续两次评估不合格的实验室，或长期建设不能开放和发挥作用的实验室，将取消其作为全省重点实验室的资格，管委会有权调动其已装备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或通过其它方式进行处理。
第二十四条 国际合作。对具备条件的实验室，在按外事规定审批的情况下可向国外开放，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可以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担任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从事合作研究，也可以同国外有关单位联合办实验室，联合培养人才。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由省科委负责解释。



1996年10月23日
论董事义务与商业裁判规则

徐晓

（作者简介：徐晓，男，1974年生，河南南阳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师）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公司本身的组织结构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几乎都围绕着营利性这一目的设计。其中关于董事义务的规定就是希望作为公司经营决策人的董事能够为公司事务尽其所能，同时又担心董事会滥用这一权利，导致公司的损失，于是在法律中确立了董事的善管义务、忠实义务等，以督促董事认真决策、管理公司事务。但是，由于商业风险的存在，很可能董事已经完全尽到了法律要求的义务，可是仍然造成了公司损失。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应要求董事对此承担责任的。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正常的商业风险和因董事未尽义务而造成公司损失这两种情况分开。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探讨。
关键词：公司法 董事 董事义务 商业裁判规则


引 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董事会拥有越来越大的职权。一方面由股东大会对所有公司事务进行决策有着较高的成本和诸多不便，另一方面商业决策的迅捷性也要求公司的经营决策的迅速作出。这样，作为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对外代表机关的董事会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已取代股东会成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关。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也表明了由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变迁。这就面临了一个问题：公司的资本由股东出资构成，交由董事会经营，而董事在经营过程中，很可能造成公司利益的损失。对于因董事超越权限的经营决策所造成的损失，在进行归责时，并无太大问题，但对于董事在权限内的经营决策所造成的损失如何归责，则存在着相当的一些问题，在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对这一问题一般都未作具体规定。英美法系的美国则在判例中由法院发展出了“商业裁判规则”理论，其通过对董事的经营决策权正当行使的保护，和否定董事在合法形式掩盖下的权利的不正当行使，从而间接地控制了董事在职权内对公司经营决策权的行使。可以说，这一做法有效地解决董事职务内经营决策违反董事义务与否的判断问题。
董事经营决策权的行使与董事义务
关于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英美法系通说认为董事是公司财产的受托人，此为信托说；少数说认为董事是公司的代理人，此为代理说；大陆法系则认为董事与公司是一种不同于信托和代理的委任关系，此为委任说。不同的法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环境，特定的法律术语有特定历史的和习惯的含义，我们不能简单地对以上学说进行褒贬。但对我国的法律环境来说，代理说无法解释董事的忠实义务、竞业禁止义务等，似不足取；董事会作为公司经营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同他人交易，这也否认了信托说。实际上公司的董事一方面要谨慎地维护由其管理的财产，另一方面还要通过从事合法的风险性交易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依据董事与公司的这种关系，以及我国的传统与习惯，将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看作委任关系较恰切一些。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持此看法。①
及于董事与公司的这种委任关系，可以看出，一方面，公司做为委任人，授权受任人董事完成委任事务，另一方面，董事及于受任，有义务完成委任事务。此可称为董事的积极义务；董事为完成委任事务，可行使对公司事务的经营决策权，但为了防止其权利的滥用，法律又规定了董事对公司有忠实义务，善管义务等，此类义务一种相对静态的义务，可称为消极义务。由于有着民法的委任理论及意思自治原则的调整，以及体现在公司法中的公司章程等，公司法一般都没有刻意地规定这种积极义务，而对于消极义务，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司法都做出了规定，以保障公司的利益免受不正当的侵害。
如果法律规定了义务，就应该同时规定义务的不履行如何认定，否则，责任就无法认定，没有了作为第二性义务的责任的保障，法律规定的义务也就失去了意义。依此原理，对于董事义务也同样需要法律对其履行与否做出判断。对大陆法系来说，当董事在职权内行使经营决策权造成公司损失，没有规定一个客观标准来对此损失进行归责，完全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在裁决法领域，存在一个尴尬的先天缺陷，即：外表之正未必为内心上之善，内心上之善亦未必被认为“正”而能受法之保。②所以必须要对这种“内心上之善”规定判断标准，否则，裁决的公正性是令人怀疑的。大陆法系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无奈也许是由其法律生活的传统造成的，而注重个案公正性的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走到了前面，其在法官造法中，创造出了商业裁判规则，以客观的商业经营，以董事的利益，董事的行为等一系列客观的情况对董事在职权内做出的造成公司损失的经营决策进行法律上的评价，从而判定对董事进行保护或追究责任，这种责任的明确无疑是一种义务的固化，使董事义务不再成为一句无法归责或无法准确归责的口头语，而使其在人们头脑中明确，从而可有效地指导董事的经营决策权的正当行使，及他人对这种经营决策权行使进行评价，这样，也使法的价值由观念走向了现实。
商业裁判规则及其适用
商业裁判规则（Business Judgment Rule）又称作经营判断原则，营业裁判规则，是美国法院在司法判例中发展出来的关于董事在职权内的合理经营失误不承担责任的一项法律原则。并不否认，美国著名的《标准公司法》并没有正面规定商业裁判规则。其条文化的存在是美国法律学会起草的《公司管理法案》中401C项就商业裁判规则下了一个定义。但这并不是说商业裁判规则的存在被权威性的否定，恰恰相反，商业裁判规则在美国各州均被获得承认，并且，美国对《标准公司法》的一个官方评论指出：法院在运用商业裁判规则时，有时使用了与第8.30 a项规定的标准相类似的词语。商业裁判规则及其适用的情况正在由法院发展着，鉴于此种持续性的司法发展，第8.30条未将商业裁判规则法典化，亦未消除其与本条所定的董事行为标准之间的差异。此项任务留待法院甚或该标准公司法的修正本完成。③可以看出，商业裁判规则之所以没有明确出现在《标准公司法》中，是由于期待着这一理论在法院判例中进一步得到发展。
宾夕法尼亚州的1933年商业公司法P.L 364 art. IV.§408，15P.S.§2852－408中有如下规定：如果一般智商的人在与他们自已的商业事务的环境类似的情况下，公司的官员及决策者同这些一般人一样有着良好的信念，业务上的努力，注意和技巧，那么他们的责任将被解除。④这是商业裁判规则发展早期的一个条文化的表述，随着美国公司法判例的发展，前文所提到的美国法律学会起草的《公司管理法案》401C项就商业裁判规则下了如下的描述：如果作出经营判断的董事或职员符合下述三项条件，他就被认为诚实地履行了其义务。（1）他与该交易无利害关系；（2）他有理由相信其依据的有关商业信息在当时情况下是合理的（3）他有理由认为该项经营判断对公司具有最好的利益。⑤《标准管理法案》401C项的这也许是美国对商业裁判规则的比较典型的描述，因为尽管还有一些不同的表达方式，但都包含了上述三项基本原则。这三项基本原则较全面地界定商业裁判规则的含义，但是，如果要在实务中切实地应用这一制度，还需要说明依据的标准与适用的条件。
商业裁判规则发端于商业裁判主义（Business Judgement doctrine）商业裁判主义原理包括三个部分：（1）承认人难免犯错误；（2）承认商业经营判断是一种有风险性的行为；（3）法院应避免陷入复杂的公司经营决定的制定进程中并对经营者的决定作事后评判，因为法院缺乏有关的知识。实际上，商业裁判规则应用的实质，不过是以已知的客观对未知的客观作出判断，以避免纯粹表象的主观臆断，以示判断的公正性，这也应是裁决法的基本理念。此理念指导着商业裁判规则在被援用时，要求从商业角度对董事的决策做出评判，董事是否存在自我交易和与公司的利益冲突，董事是否做到了合理的勤勉等，从以上客观方面出发，并以此客观存在做为标准来判断商业裁判规则能否被援用。
商业裁判规则做为一种对董事正当履行职责的保护，但这种正当性往往被公司的利益受损这一不利后果所掩盖，所以应明确商业裁判规则适用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必须在以下四个条件均俱备的情况下，才考虑适用商业裁判规则。第一，董事在经营管理公司中所做的决议必须是在职权内做出的。从商业裁判规则设立的目的以及美国法院的判例中对这一制度的适用来看，商业裁判规则是对形式合法下的实质做出判定，其前提是董事行使职权必须在权限内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或者至少说事后得到了公司的授权或追认。如果满足不了这个前提，那么无论董事的目的多么纯正，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多么正当，也不能适用商业裁判规则对其决策造成的公司损失予以免责。第二，董事在职权内行使经营决策权的情况下，才考虑是否适用商业裁判规则，如果董事怠于行使其经营决策权，则不宜适用商业裁判规则。董事对公司事务的尽心尽力表现在对公司业务的积极开展上，如果董事根本不作为，那么，绝对不能说董事尽到了董事义务。这有对于那些一身兼数个公司董事而根本 不行使决策权的情况有所遏制，也有利于走出表决权行使越少，责任承担也越小的怪圈。第三，须有公司的利益损失，这种损失既包括物质利益的损失，也包括商誉的减损。第四，董事在职权内做出的决策与公司的利益损失有因果关系。在具备了以上这四个要件之后，董事就有可能援用商业裁判规则，对其决策造成的公司损失主张免责，从而形成一种抗辩权与公司或代表公司请求董事对公司损失负责的请求权相对抗。对于商业裁判规则来说，其意义在于确立了这种抗辩权的存在与否。
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具备了上文中的四个前提条件之后，董事就可援用商业裁判规则，主张免责。但为了防止此权利的滥用，有必要对商业裁判规则的适用作出限制。第一，从商业角度来看，董事做出的职务内的决策是非正常的。这时，由于违背了设立商业裁判规则的初衷，董事当然不能援用其而主张免责。第二，董事在职务内做出的决议，尽管是从商业角度评判是正当的，从公司营利的目的上看也是正当的，但由于此决议违反法律或法规违反公序良俗，从而由于公权的介入等原因造成公司损失，这时董事亦不能援用商业裁判规则而主张免责。第三，在现实中，往往发生这种事，董事会做出决议，把属于公司的一些财产、金钱捐献给慈善事业。这时，如果股东大会不同意，那么董事是否应对其做出的这一决议负责呢？美国1953年在史密斯公司诉巴楼一案中，法院认为，尽管这类行为有害于股东们的近期利益，但股东和公司的长远利益则因为此种慈善性捐助的行为而得到促进，从而从公司利益的角度肯定了董事的这一做法。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是危险的，公司应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这是不可否定的。但承担的社会义务一方面为强制性的，即公司不得违反法律，如：公司必须纳税，不得超标准排放污染物等，另一方面为选择性的，即公司作为社会的一员有义务对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这种义务至多也只能限定在道德的范围内，如果法律强行介入，要求某一公司必须要向福利事业捐款，那么必然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尽管从长远利益看来，捐款是有益的，但也绝不能允许董事可对抗股东大会而做出决策，如果在上述这种情况的对抗中，董事获胜的话，也与委任的法理相背。
商业裁判规则的意义
从世界各国的公司法立法来看，大陆法系有相当一些国家和地区对董事资格做出了某些限制，这些限制除了一般民事行为主体资格的限制外，还有董事资格的一些特殊限制。如：日本公司法254条之二规定，受到破产宣告而未恢复权利者不得为董事，因公司法与股份有限公司的监察案相关和与商法的特例相关的法律，或有限公司法规定的罪名，而被处以刑罚，其执行终了之日或不再执行之日起，未经过两年的，不得为董事。我国台湾公司法192－IV，我国大陆公司法57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些对董事资格的规定，目的在于尽可能使公司有道德品质良好、善于经营的董事，立法者在对董事忠于公司，稳妥管理公司，保证公司顺利发展的苦心孤诣，由此可见一斑。但是，暂且不提这一规定在法理上是否具有合宪性，单说符合公司法这一资格规定的董事，就一定能忠于公司，尽心地管理公司吗？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事倍功半的做法，与其对董事资格做出规定，莫不如对董事的权利行使做出规定，这也许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商业裁判规则的应用，正是一种通过对结果的评价来对行为的正当性做出间接保证的，对董事的经营决策权的行使做出规制，使董事既能充分地行使权利，又不致滥用权利。也正基于此，商业裁判规则尽可能地体现了法律的正义和效率。第一，有利于公司制度的顺利发展。公司是由股东出资，以营利为目的交于董事经营的，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赢利的受益者为公司、股东。由于商业经营风险性，董事无论尽到多么大的努力，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嬴利，不可避会有利益的损失，根据风险与收益相抵原则，这种由正常商业风险而造成的损失，当然也应由公司、股东承担，这也是公平与正义的要求，商业裁判规则的运用，则实现了这种公平、正义，而法价值的实现是立法的目标和动因，这无疑就推动了公司制度的发展。
第二，既保护了股东及公司的利益，又发挥了董事的经营积极性。股东、公司的利益与董事的经营积极性从根本上说是互相促进的，但往往由于一方的受损而导致另一方的受损，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导致公司与董事的委任关系的崩溃。商业裁判规则有力地促进了董事与公司的委任关系的良性发展，一方面，对从商业角度来看正常的经营决策造成的公司损失予以负责，这实际上鼓励董事积极地经营决策，不必过份担忧决策造成公司损失的责任承担。另一方面，对除上以外的董事的经营决策造成的公司损失对董事予以追究，这又保护了股东及公司的利益。从以上两方面看来，商业裁判规则又保证了责任分配的正义。
第三，强化了董事义务。在董事不能援用商业裁判规则主张免责的情况下，在责任的承担上对其是不利的，这样就鞭策董事要对公司事务投入更多的注意。
第四，使董事能从不必要的诉讼中摆脱出来，有利于董事积极性的发挥，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监事、股东作为董事会经营公司的主要监督者，其可以以公司的名义对董事提起诉讼。而股东与公司的利益最密切，所以其对这一诉权的行使更为关心，这就产生了股东代表诉讼。因为英美公司制度中不设监事，所以股东代表诉讼最早产生于英美法系。而且这一制度所具有很多可取之处，亦为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所效仿。我国目前尚无此制度，但随着公司理论与实务的发展，我国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导入只是时间问题。从英美法来看，由于享有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的股东的多数性，往往造成了这一权利的滥用。立法者就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以减少这种权利滥用，商业裁判规则在这一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即：股东在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考虑董事是否受商业裁判规则的保护，以预见自己的胜诉可能性，从而决定提起诉讼与否，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必要的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有利于董事集中精力经理公司。
商业裁判规则正因为明确了董事对职权内的决策造成公司的不利后果的承担与否，使董事与公司的委任关系达到一种和谐，既能使董事充分地行使对公司事务的经营决策权，又通过对不利后果的归责，使董事行使权利又处于一种有序状态。使董事行使权利不致于因权利的限制而束手束脚，又不致于因权利的放纵而导致权利的滥用。这对公司的良好运营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我国公司法发展的现状与前景来看，我国应引进吸收这一制度。



注
① 王保树《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董事会》，《外国法评译》1994年第1期
② 刁荣华主编:《中国法学论著选集》，台湾汉林出版社 1976年版，第25页
③ 转引自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2nd Ed ,West Publishing Co. 1987,P.311
④ Robert S. Stevens &Arthur Larson,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 West Publishing Co.1947 , P.474
⑤ Robert W. Hamilton ,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 2nd Ed , West Publishing Co. 1987 ，P.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