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案谈抢劫、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三罪的区分

郭小锋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一、基本案情
2003年7月10日，犯罪嫌疑人冯某对陈某说，单位有人欺负他，让陈某替其出气。陈表示同意。次日8时，陈某伙同李某某、柳某、冯某乘车至顺义区天竺镇府前街等候下班的张某某。见到张后，陈某四人对其进行殴打，并强行将其拽上车，用钳子夹张的大腿。后将张带至温榆河大堤，陈问张如何解决他与冯之间的矛盾，张提出给冯钱，冯则要2000元，张说没有那么多，并将自己的驾驶证掏出（内有30元钱及身份证），陈当即夺过30元给司机作车费。后冯让张给1000元，张提出回家拿钱。陈某等人又乘车至张家院外，冯要了张的驾驶证、身份证给陈，由冯跟随张拿钱。张借机逃走。后陈某等人被抓获。经法医鉴定张某某所受损伤构成轻微伤。
二、分歧意见和焦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陈某等人对张付良进行殴打劫财的行为属于寻衅滋事行为。理由是：冯某找陈某等人是为打张某某出气，而且客观上也实施了殴打行为，并抢走30元钱，属于随意殴打他人和强拿硬要的行为。因此，陈某等人之行为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但未达到情节严重，故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陈某等人对张某某进行殴打劫财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事行为。理由是：陈某等人先是对张某某进行殴打，进而向张某某索要人民币1000元。此外，公安机关还认定陈某等人抢走张某某30元钱的行为属于抢劫行为。实质上，陈某等人抢走张付良30元钱之行为应为敲诈勒索行为中的一个情节，不可将其独立出来。因未达到数额较大，亦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陈某等人对张某某进行殴打劫财的行为属于抢劫行为。理由是：陈某等人当场对张某某实施暴力并当场抢走30元钱是抢劫既遂。另外，索要1000元钱也属于当场指向的财物，因为被害人回家取钱是在陈强等人的监视下进行，随时都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暴力，应视为当场的延伸，只不过由于张逃跑这一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抢劫未遂。
第四种意见认为，陈某等人暴力索要1000元钱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行为，暴力抢走30元钱的行为属于抢劫行为。理由是：索要1000元钱并非行为人当场劫取的财物，也不是当场的延伸，这种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行为，因未达到数额较大不构成犯罪；而抢走30元钱是行为人当场取得的财物，而且是在暴力情形下取得的，构成抢劫罪。
分歧的焦点是两个“当场”。笔者倾向于第四种意见，理由是两行为均是在两个“当场”情形下，但是二者之间有区别：陈某等人暴力索要1000元钱行为，张某某采取拖延办法借机逃走然后报案，证明张某某并非只有交出财物的唯一选择；而陈某等人暴力抢走30元钱是张某某独身在车上情形下，面对四人的暴力威胁，故此时的张某某只能任由陈某等人将30抢走，不敢进行反抗。所以，前行为应认定敲诈勒索行为，后行为应认定抢劫行为。
三、两个“当场”在三罪中的体现
刑法上两个“当场”特指当场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和当场取得财物。尤其在描述抢劫罪的犯罪特征和构成要件时，最多使用的词语为“两个当场”。的确，抢劫罪在客观方面主典型的表征为两个“当场”。但是，如果反推，结论则有所不同，也即在刑法415个罪名当中客观方面表现为两个“当场”，不只是抢劫罪所特有的。
------ 抢劫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当场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中）》主编刘家琛，人民法院出版社，p1624）
------ 敲诈勒索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取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逼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同上书，p1736）。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界限：……（2）抢劫罪的“威胁”是扬言当场实施，“威胁”的内容也是当场可以实施的；敲诈勒索罪的“威胁”一般扬言将要实施，并不一定当场实施，威胁的内容可以当场能够实施的。（3）抢劫罪是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敲诈勒索罪迫使被害人被迫交出财物的时间、地点，可以是当场，也可以是以后指定的时间、地点交出。……（同上书，p1631）
------ 寻衅滋事罪：《刑法》第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当场实施暴力），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当场取得财物）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显然，三罪名在犯罪特征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为两个“当场”。其中抢劫罪表现得最为集中，而对于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而言，两个“当场”只是这两种罪的某个方面的表征。因而，撇开暴力程度、数额大小因素和证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证据外，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较抢劫罪外延要宽，一定程度上两者交叉部分包含抢劫部分的内涵。
四、三罪区分似是而非
（一）“是”。“是”即指三罪名在理论上的区分可谓泾渭分明，不存在区分不清，因为三者之间的理论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点也是信手拈来：
1、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1）抢劫罪的“威胁”是当着被害人的面，由行为人直接发出的；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可以是当面发出的，也可以通过书信、电话、电报等形式发出，可以是行为人本人，也可以通过第三人发出。（2）抢劫罪的“威胁”是扬言当场实施，“威胁”内容也是当场实施；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可以当场实施也可以以后的某个时间实施。（3）抢劫罪是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敲诈勒索罪可以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也可以以后指定的时间、地点交出。（4）抢劫罪占有的财物只能是动产；敲诈勒索罪占有的财物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5）抢劫罪除使用威胁手段外，还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敲诈勒索罪不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6）抢劫罪故意内容是抢劫；敲诈勒索罪故意内容是敲诈勒索。（[参见]同上书，p1631-1632）
2、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1）主观特征不同。寻衅滋事罪是以满足耍威风等不正常的精神刺激或其他不健康的心理需要为目的，以破坏社会秩序为目的；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2）客观方面不同。寻衅滋事罪表现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行为；抢劫罪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3）客体不同。寻衅滋事犯罪的客体是公共秩序；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的财物的所有权。（[参见]同上书，p1890-1891）
3、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寻衅滋事行为人勒索的动机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刺激，故意炫耀，因此犯罪往往是当面地、直截了当地进行；敲诈勒索行为人索取财物是主要目的，因此他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常常以间接的或当面暗示的方法进行。（[参见]同上书，p1890）
（二）“非”。“非”即指三罪名在实践中的区分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便是从事多年刑事法工作的司法人员同样也说不清。例如，上文案例中陈强等人抢走张付良随身携带的30元钱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抢劫、寻衅滋事和敲诈勒索三种不同的意见，而且该案恰好处在两个“当场”情形下的三罪交叉地带。如若直接套用理论上三罪的界限，发现本案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既符合抢劫行为又符合敲诈勒索行为，同样也符合寻衅滋事行为，但认定为抢劫行为、敲诈勒索行为或者寻衅滋事行为又似乎不妥。造成不同诉讼阶段的司法人员认识不一，甚至同一诉讼阶段不同承办人认识不一，严重地困扰着司法办案人员。
（三）“是非之差”。“是非之差”的原因是理论与实践的区分逻辑和方法相去甚远。理论上的区分是大而空的表面区分。例如，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只针对典型的抢劫案件和典型的敲诈勒索案件才有意义。而对于非典型的抢劫或敲诈勒索案件则起不到任何作用，即行为人当场对被害人实施了较轻的暴力，又当场取得较大财物。这时理论显得尤为苍白，而这种类型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还为数不少。另外，理论上的所谓主观特征和客体之别，于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太大意义，甚至可以说，理论上的区分有“欲加之别，何患无辞”凑数之嫌。而实践则不可以粗线条的区别，因为案件认定的结果必须是清楚的、唯一的，不容仅将理论区分的几点摆一摆就定罪或不定罪，而是要透视三罪细微区别和案件的全貌。
五、三罪区分难点原因之分析
三罪若处于典型状态下，一般不易混淆。但是，三罪若处于非典型状态下，也即在两个当场状态下，使得三罪之间的区分难度加大，那么难度加大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事出有因”情形下的两个当场。无论是学者课堂示例还是司法人员办案思维，一般都认为抢劫罪是那种拦路或者入室抢劫，行为人与被害人先前不存在任何纠纷，而是完全是通过单纯的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来连接彼此。但是，同时又无一例外地认为先前存在矛盾和纠纷的情况可以成立抢劫罪。而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则往往事出有因。这样，就使得三罪界限模糊不清，不易把握。
二是“临时起意”情形下的两个当场。较为常见的是行为人在实施敲诈勒索行为或者寻衅滋事行为过程中有临时产生抢劫的故意。而这种瞬间的主观意图又非常的不好认定。所以，同一案件时常会出现有的人认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抢劫的故意，而有的人则认为行为人临时起意抢劫，也是难辩难分。
三是“暴力程度较轻”情形下的两个当场。一般认为，抢劫罪的暴力属于那种惨不忍睹的暴力。但是也不排除一些轻微的暴力，因为被害人承受暴力的能力有差异。这样，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之间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四是“数额较小”情形下的两个当场。主要模糊的是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之间的区别。司法人员一般认为寻衅滋事罪强拿硬要财物的数额并不大，若数额较大或者巨大定寻衅滋事罪显然有失偏颇。但是，抢劫罪劫取的财物数额可大可小，大到特别巨大，小到几元几角。那么当行为人取得的财物数额较小时，这种依赖数额大小来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办法就会失效。典型的示例是在学校周遍用暴力或威胁手段取得数额较小财物的案件，是定抢劫还是定寻衅滋事，也时有分歧。
五是“劣迹行为人”情形下的两个当场。行为人的前科、劣迹一定程度上影响三罪区分。司法实践中，若遇到“问题少年”、“问题青年”当场实施一定暴力、当场取得一定财的案件，往往倾向于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实际上与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很相近，也不易区分。
六、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行为过程中能否成立抢劫罪？
------ 2002年9月15日，犯罪嫌疑人张某伙同其他7人蓄谋敲诈闫某6000元钱，并且商量把闫某由顺义劫持怀柔进行敲诈，主观清楚，目的明确。16日，张某等8人找到闫某，对其进行殴打，并强行拽上车。上车后，张某等人用事先准备的毛巾蒙住闫某的眼睛，又对闫某进行殴打。这时，张某发现闫某的手表挺不错的，于是夺过手表自己戴上。当车行至目的地后，张某等人对闫某进行威胁和殴打，迫使闫某在3天内凑足5000元。
本案整体行为应为敲诈勒索之行为，但在敲诈勒索行为过程中又包含夺取手表之行为。而判断一行为还是数行为的标准是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或者目的的单复数，就本案而言，行为人张某主观存在敲诈勒索的故意不存在问题，但张某主观上是否还存在临时的抢劫故意？笔者认为，本案中张某的主观故意变化轨迹为敲诈勒索之故意 抢劫之故意 敲诈勒索之故意。而不能认为整个犯罪行为是敲诈勒索，且敲诈勒索之故意为本案的主要犯意，否认抢劫故意的存在。退一步讲，即便否认行为人张某主观上存在抢劫的故意，那么张某抢夺闫某手表的行为有四种可能的处理结果：
A、构成敲诈勒索罪。
B、不予认定。
C、构成抢劫罪，但与敲诈勒索罪构成牵连关系，不定抢劫罪。
D、构成抢劫罪，但与敲诈勒索罪构成吸收关系，不定抢劫罪。
分析本案发现这四种处理结果显然不成立。其一因为被害人是在不敢反抗的情形任张某夺取手表，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不应成立敲诈勒索罪；其二采取不予认定的回避态度，不可取；其三本案抢劫与敲诈之间非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也非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不构成牵连关系；其四按重罪吸收轻罪原则，应抢劫罪吸收敲诈勒索罪。
给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行为构成中可以成立抢劫罪，从而可以解决在暴力和威胁笼罩过程中，突然发现被害人的手机、香烟或者零钱等财物时，强行夺取的行为之定性问题。
七、区分三罪把握的原则
三罪之间细微区分一直以来为司法实践的难点，将来仍然是司法实践的难点。那么遇到这样类似的案件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
一是从主观方面的证据来看，案件现有证据能否充分证明行为人主观意图是抢劫还是敲诈勒索，抑或是耍威风来寻求精神上的刺激。而如果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临时起意迹象，应具体详实地另行分析。
二是从案发时环境和行为人实施暴力程度来看，案件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行为人实施暴力、威胁程度是否到达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的程度，意在判断具体案件中被害人是否有可以选择的途径和空间。例如，“黑吃黑”的案件，明知被害人财物是偷来的或者抢来的，以告发相威胁，取得财物。此时，被害人并非因威胁产生精神上的强制而做出唯一交出财物的选择，完全可以选择同行为人一起到公安部门自首。所以，这种行为人不应认定为抢劫罪而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三是从刑事法精神来看，如果案件主客观方面存在不好认定的情况，但确实又构成犯罪，那么只能依据从轻的原则来处理案件。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错案发生，另一方面也符合法治的精神。



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合肥市国家公务员培训试行办法的通知

合肥市人民政府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合肥市国家公务员培训试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合肥市国家公务员培训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建设学习型政府，提高国家公务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以适应各级国家行政机关高效能管理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人事部《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按照工作性质、工作职能及职位的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国家公务员进行培训。

第三条　国家公务员培训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为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

第四条　参加培训是国家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公务员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和鉴定作为年度考核、任职、定级和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五条　国家公务员培训的综合管理部门为市政府人事部门。



第二章　培训分类



第六条　国家公务员培训分为：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和更新知识培训。

第七条　初任培训是指对新录用人员，即经考试录用进入国家行政机关，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人员的培训。

初任培训由市政府人事部门统一组织实施，培训时间不少于80学时。初任培训合格者方能任职定级，不合格或未参加培训者不能任职定级。

第八条　任职培训是指对晋升科级领导职务人员，包括调入国家行政机关担任科级领导职务的人员，按照相应职位的要求进行的培训。由市政府人事部门统一组织实施，培训时间不少于120学时，其中集中培训60学时，单位自行组织培训60学时。

任职培训一般在任职前进行。经过培训，取得相应职位的任职资格。经任免机关批准，也可以先到职后培训，但必须在到职1年内完成。

本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应当分别按市政府人事部门制定的年度培训计划，分期分批安排拟晋升或者已晋升科级领导职务的人员参加相应培训。

第九条　专门业务培训是指对国家公务员所任职位必备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的培训。

专门业务培训的方案由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其工作性质、业务要求以及上级业务部门的安排确定，并报市政府人事部门备案。未经专门业务培训或者培训不合格者，不得参加专门业务工作。

第十条　更新知识培训是指对国家公务员以增新、补充、提高、拓宽相关知识和提高技能为目的的进修培训。

更新知识培训的方案由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行政管理工作的需要制定，并报市政府人事部门备案。

更新知识培训每3年为一个周期，周期内培训时间累计不少于180个学时，可以集中时间培训，也可以分散培训。各部门每年参加更新知识培训的人数应平均不少于三分之一。

第十一条　经市、县（区）政府人事部门审核，对国家公务员在一定周期内参加的相同类型、相同科目、相同时间的培训，予以认可或者免修，并对符合免修条件者出具免修证明。



第三章　培训科目



第十二条　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和科学性、针对性的要求，本市国家公务员培训的课程设置一般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不同类型的培训在内容上应当有所侧重。

第十三条　公共必修课包括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和政策，本市行政环境，公文写作，市场经济知识，科学技术知识，公共行政管理知识和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等内容。

专业必修课包括相关业务工作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内容。

选修课包括新知识和新技能相关的内容。

第十四条　国家公务员培训应采用指定的教材，由市政府人事部门或市级国家行政机关在国家和省指定或推荐的教材中选定。必要时也可视培训科目需要，由市政府人事部门委托有关教学、科研机构或者组织专家、学者编写。



第四章　培训管理



第十五条　本市国家公务员培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第十六条　市政府人事部门培训管理的主要职责是：拟定本市国家公务员培训工作规划、计划及有关规定；指导本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培训的工作；提出各类培训的指导方案；对培训管理者进行培训;组织开展培训工作理论研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国家公务员培训施教机构进行资格认可，并进行业务指导。

第十七条　县、区政府人事部门负责本地区国家公务员培训工作的综合管理，拟定培训工作计划和要求；按照市政府人事部门提出的国家公务员培训指导方案组织和开展培训；对本地区国家公务员培训施教机构进行管理和指导。

第十八条　本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应当按照市、县（区）政府人事部门的统一规定和要求，负责制定本部门、本系统国家公务员培训规划及年度计划，分别报市、县（区）政府人事部门备案，并组织和安排国家公务员培训。未经政府人事部门备案，擅自组织本单位以外的公务员培训，公务员个人和有关单位都有权拒绝参加。

第十九条　国家公务员培训实行证书登记制度。国家公务员按规定参加培训并经考试、考核合格后，其所在单位应及时将培训结果记入《国家公务员培训证书》，并按规定验印。

第二十条　国家公务员按规定参加培训并达到合格要求的，其参加培训期间的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与在岗人员相同。

第二十一条　已经参加过任职培训的公务员，其参加任职培训的时间可以视为更新知识的培训时间。

第二十二条　鼓励公务员特别是年轻公务员，本着学用一致、业务对口、工作需要原则，参加专业或学历学习，对获得相关证书的公务员，可以认其参加了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或更新知识培训，并记入《国家公务员培训证书》。

第二十三条　公务员参加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和更新知识培训成绩不合格者，当年考核不得评定优秀等次。列入培训计划未经人事部门批准不参加公务员培训的，其当年考核不定等次。单位无故不按培训计划派员参加培训，其年度考核视情降低考核优秀比例。

第二十四条　培训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施训机构严格按照物价部门审批的收费标准收费，公务员培训费用由其所在单位报销。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