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加强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

卫监督发〔2005〕49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精神，现就卫生部门加强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加强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工作的认识

饮用水的卫生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切实做好饮用水的卫生安全保障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和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一项紧迫任务。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领导，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与合作，认真组织，将城乡饮用水卫生安全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并认真执行。进一步明确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建立领导责任制，加强监督管理，结合实际研究解决当地饮用水卫生安全问题。

二、依法开展饮用水卫生安全监督、监测工作

（一）全面开展监督检查。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卫生部门对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进行卫生监督并实行卫生许可制度，要立即审查城乡每一个集中式供水水厂是否依法获得卫生许可证，消除不合格供水隐患。全面审查新建、改建、扩建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是否经过卫生部门审查和竣工验收，对不符合规定的供水单位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查处。根据《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监督检查供水单位日常水质检测报送制度的落实情况，严肃查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违法违规行为。

（二）加强饮用水卫生监测。

加强对饮用水水源、水厂供水、二次供水和用水点的水质卫生监督监测，全面查清当地饮用水质量和主要卫生安全问题。卫生部门要全面掌握饮用水供水单位日常检测数据，掌握水质动态变化。开展经常性的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对取水、制水、供水全过程的卫生安全监督监测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及时掌握城乡饮用水水源环境、供水水质状况，注意已发生的问题和隐患问题，督促有关部门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三）建立城乡饮用水卫生监测网。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展的全国饮水水质及水性疾病调查和90年代开展的全国城乡饮水卫生监测工作的基础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和新修订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建立由中央、省、地市和县组成的饮用水水质和水源性疾病监测网，充分发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监测网络的作用，形成监测、数据传递、统计分析、汇总报告的有效监测系统，全面、适时掌握饮用水水质和水源性疾病情况。对检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采取控制措施，严防介水传染病的传播流行；要特别抓好突发性饮用水事故、饮用水不安全引起的传染病、中毒暴发流行的及时准确的报告制度。建立饮用水水质和水源性疾病数据库，掌握动态变化规律。

三、加强法规标准制修订和饮水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科研工作

进一步完善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法规、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有关单位和标准委员会切实加强饮用水系列卫生标准、卫生规范的制修订工作，使之尽快成为一个整体，适应实际发展的需要。各级卫生部门要加强人力资源和技术能力建设，逐步开展饮用水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和风险评价工作，充分发挥卫生部门优势，积极提供卫生技术支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的研究工作。

四、开展法律法规标准宣传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已修订完成并即将颁布，各地卫生部门要尽早安排宣贯工作，使之成为饮用水卫生安全行动的技术依据。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结合《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认真做好对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宣传工作，特别要重视饮用水水质不安全引起的健康影响、介水传染病和饮用水突发性事件的宣传和曝光。

五、建立饮用水卫生安全储备体系和应急机制

各地要根据水资源条件和易发生问题，制定城乡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的应急预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饮用水应急技术、物资和人员保障系统，落实重大事件的值班、报告、处理制度，形成有效的预警和应急救援机制。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刑事审判中证人作证的“三大怪现状”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周顺保 肖晖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目前证人不出庭成为常例，并由此形成我国作证制度的“三大怪现状”
其一，证人向警察和检察院作证，却不向法庭作证。
在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极低，据统计，只占有10%左右。但在侦查、起诉阶段、证人向警察、检察官作证却占90%以上。为何会出现这一怪现状。首先，这是因为强制力量上的差异。一方面，法院缺乏权威。由于法院缺乏惩治证人拒不出庭作证行为的有效手段，使有关法律中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成为一种仅具象征意义而缺乏实效性的宣言。另一方面，由于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他们的强大能力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因此，证人少有不应召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的。其次，中国刑事诉讼中作证制度的设置为这种奇特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基础。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里虽然没有说明向谁作证，但该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参照这一规定以及第49条关于公、检、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的规定，证人负有向法、检、公三个机关作证的义务，而不仅仅负有只是向法院作证的义务。
其二，证人不出庭，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
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要有效定罪，必然就会大量采用庭审前，尤其是侦查阶段警察、检察官制作的书面证言，造成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

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则会产生诸多弊端。首先，容易造成证言的失真。书面证言是司法人员或辩护人单方制作的，证人不必担心别人的反驳和质询。因此，证人陈述时，就容易夸大或缩小，从而影响了证言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其次，公诉人、辩护人在书面证言质证中，就书面证言所提出的异议，因证人未出庭，控、辩双方难以对证人进行必要发问。因此在实践中，很多情况下，书面证言经过宣读后在存有异议的情况下也作了认定。再次，控辩双方宣读书面证言时断章取义，只宣读某一次、某一页、某一段，甚至某一句话，这使人产生对案件事实的错误，歪曲了证人的意愿。
其三，警察不作证。
警察不作证的第一层意思是我国的警察一般不到法庭作证，尤其是他们不会应辩护方的要求到庭作证。第二层意思是指，即使警察出具书面证言，常常也不是警察的语词，而是以某某刑警队、某某派出所的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等。
警察不出庭作证，甚至在书面证明材料上没有警察的签名，虽然节约了警察的时间，避免了法庭质证时可能出现的尴尬包括对警察权威和语词可靠性的质疑。但在庭审中，使用不符合基本诉讼要求的书面证明材料，却带来司法不公正的风险。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法官不便、不愿，甚至不敢传召警察出庭作证，就会让警察特权的泛滥成灾。
上述证人作证的“三大怪现状”，追根溯源，反映了我国司法制度乃至社会治理结构上存在的严重缺陷。仅就司法制度而言，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线型结构，使“审判中心”难以确立，使法院对审前阶段缺乏控制能力，对侦查机关缺乏约束能力。同时，使诉讼成为一种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接力赛和流水作业，法院作为客观中立的裁判机关，保障司法公正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句空话。要彻底根治上述“三大怪现状”，当务之急，是在刑事审判中实行直接言词原则。让证人特别是警察主动到法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反驳与质询，从而做到证人证言来源可靠、内容真实，确保刑事案件公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