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检察机关/检察监督/公益诉讼/起诉
内容提要: 近年来，我国检察机关针对所谓的公益案件提起民事诉讼已有若干尝试，改革者试图以西方检察机关为参照系，将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审判监督延伸至提起或参与公益诉讼的体系和逻辑之中。然而，我国检察机关身兼法律监督与公益代表两种角色在民事诉讼这一特定领域呈现出矛盾状态，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尝试中，其多重角色之间的矛盾、模糊和结构性失衡是其自身难以修复的缺陷，因此，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试验应当缓行。


　 2002年7月，浙江省浦江县法院受理了由县检察院代表国家要求确认浦江县良种场与洪素琴等19名被告房地产买卖行为无效的民事诉讼案。县检察院作为原告诉称：被告浦江县良种场使用过期无效的资产评估报告擅自委托他人进行国有资产拍卖，被告金华一通拍卖有限公司对没有有效审批手续、尚不得处分的国有资产予以拍卖，被告洪素琴与其他竞买人恶意串通后以底价买下拍卖标的，应属拍卖无效。县法院审查认为，检察机关为国家和公共利益不受非法侵害而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符合宪法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能的规定，予以受理此案。

　 实践表明，我国检察机关以起诉或参诉方式介入民事诉讼领域已经从制度设计和理论论证的层面，被急切地推进到司法改革的试验场，演变成为实践操作。与此相呼应，理论界出现了检察权扩张的呼声，维护检察监督、实现程序公正并加强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权成为主流观点，其核心内容则是以西方检察机关为参照系，将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审判监督的具体形式纳入到提起民事诉讼的体系和逻辑之中，使检察机关除行使民事抗诉权外，更多地以起诉和参诉方式介入到民事诉讼之中。然而，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也许检察机关发动民事诉讼的方式对于保护某些整体利益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这并不等于在程序上就符合了正当性要求，即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有效性并不能当然地证明其正当性。

　 一、检察权扩张论与检察院介入民事诉讼

　 由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观点和试验在很大程度上过度渲染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试验者没能从检察权的属性、界限及其与其他司法权能的关系中寻找并证明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而仅将检察机关作为一个特殊的当事人（原告）角色强加到民事诉讼领域中，没有考虑到民事诉讼结构对此的容纳度、与其他诉讼主体间磨合中的协调程度以及民事诉讼结构在运作时对此是否会对检察机关这个特殊的诉讼角色表现出排异反应等相关问题。

　 （一）检察机关的性质与介入民事诉讼

　 对我国检察机关如何定位，事关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诉讼权利等事项的确定及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和程度。围绕我国检察机关定位问题，出现了多种观点和主张，代表性观点有三种：其一是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检察权是一种司法权；其二行政权说，认为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检察权是一种行政权；其三，检察机关具有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双重属性；还有学者提出法律监督说等。[1]更多的学者则试图绕开或回避对检察权性质的争论，而径直提出检察权改革的设计方案，提出了关于改革我国检察制度的两种理论假设：（1）检察权合理收缩论。将检察机关定位于公诉人，缩小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使检察机关依附于行政机关，突出其政府律师的地位和职能。（2）检察权扩张论。即扩大检察监督的权能，由一般的法律监督扩大到宪法监督，而且检察权的目标是实现法律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权的行使不仅是启动司法程序的重大步骤，而且是完成司法程序的重要推动力量。[2]后者获得了各级检察机关和大部分学者的共鸣与支持，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笔者认为，以下两个关于检察权的法律性质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首先，我国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并以国家的名义对法律的实施和遵守进行监督，但是检察权和其他权力一样不但是法定的权力，也是有边界的权力，对宪法、法律未授权的事项，检察机关无权行使检察权，否则权力就不具备有效性。其次，无论对检察权作何定性，检察机关是各种诉讼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是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中的参与者之一，它以法律监督者的角色出现在程序之中，因此它是“程序性”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点是学界共识。应当在国家的整个监督权力体系的视角，而非以孤立和绝对的视角来看待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角色，这样才能得出其提起民事诉讼在程序上是否正当的结论，进而决定检察机关在什么样的领域会有所作为，在什么样的领域要有所不为。

　 （二）检察权在民诉领域扩张的边界

　 检察机关负有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检察机关通过民事诉讼实现检察权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具体方式包括（1）检察机关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即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或政府的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出现，避免由于某种原因造成的不诉、怠诉或不能诉，使公共权益或公民的合法权益失去司法保护。（2）参与民事诉讼。即检察机关在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中，作为一定权益的代表进入民事诉讼。在这一模式中民事起诉权仍归当事人，只不过法律或者法院适度地许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无论检察机关以哪一种方式置身于民事诉讼之中，都有一个预设的角色前提，即检察机关的角色不但应当是确定的，还应当是单一和稳定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保持一以贯之的角色和恒定的诉讼地位，程序的特性不允许检察机关有一张令人难以琢磨的脸，更不允许它频频“变脸”，在各个诉讼角色之间穿梭逡巡。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地位的多重化容易使检察机关顾此失彼，迷失诉讼方向。权利（权力）的赋予对于部门利益而言当然是多多益善，但在扩充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利（权力）的同时，如何保证诉讼权利体系的科学性不至于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就是一个应慎重权衡的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也要有个范围界限，其最低限度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违反正当程序的基本规则。按照程序公正的最低限度要求，法官在审判中不得存有任何偏私，而且须在外观上使任何正直的人不对其中立性有任何合理的怀疑；法官必须给予所有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有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并且对各方的意见和证据平等对待，否则他所制作的裁判就不具有法律效力。[3]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由于检察机关的多重身份和角色介入到民事诉讼中，其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必然导致法院中立地位难保；其特殊的地位和诉讼权利（权力）也会使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话产生困难。检察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介入民事诉讼，非但不能当然地带来权力扩张的结果，反倒可能引发检察机关角色的混乱和冲突。笔者认为，在目前国家法律还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的情况下，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4]必然造成司法程序的混乱和相关国家机关的无所适从，这本身就是对司法程序和司法制度的损害。相对于为国家挽回的经济损失而言，这种损害的后果可能更严重，对公众严格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二、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之角色冲突

　 建立在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基础上的诉讼角色分配理论被法学家们公认为司法现代化的基本指标。所谓的角色，在普适性的语境中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对个体行为的期望系统，这个个体在与其他个体的互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5]具体而言，民事诉讼就是诉讼参与者在诉讼规范的指引下进行角色分配和自我定位的过程，诉讼参与者依照法的因素和法律规定使角色对号入座，谋得诉讼地位的同时获取相应的诉讼权利义务。民事程序的参加者在角色就位之后，各司其职，互相既配合又牵制，使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潜在的恣意受到压缩。作为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角色分配机理，自然应把审判权和诉权的分化以及行使审判和诉权的角色的分离纳入其现代性的理论构架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民事诉讼称当事人和法院是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因此当事人、法院的组合方式以及对主体地位和相互关系的设置、职能或权限划分，便从形式与内容上构成了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两种不同的诉讼权利或权力，共同体现、作用于民事诉讼活动中，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民事诉讼。[6]即便检察机关作当事人角色出现在民事诉讼中，也必须被安排在普通当事人这一既定的诉讼地位上，并在诉讼的运作中使其诉讼行为与当事人的角色保持一致。在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尝试中，其地位是模糊、飘忽不定的。首先，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形成多重角色，它可以提起所谓的公益诉讼；可以以抗诉的方式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检察院还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显然，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者+诉讼的发动者+支持起诉者”这种三合一式的多重角色定位，使民事诉讼存在着潜在的角色紧张甚至是角色冲突的危险。其次，这种模糊的角色出现在哪些诉讼中，其范围也是模糊的。近期我国检察机关频频出现在提起公益诉讼的实践中，其注意力大多局限于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而对于各国检察机关的常规民事起诉领域—— 对社会弱者的司法救助，则拱手让位于法律援助制度，由律师们去承担。重经济纠纷轻人身权利，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这是我国检察机关在检察权扩张理论的实践中陷入困顿的理念误区，也说明我国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诉讼的试验中的功利意味。

　 （一）我国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时与各个诉讼主体之间的角色冲突

　 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存在着不当干涉私权之虞

　 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形成和演变受制于特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在制度层面表现为法律监督权的行使者与作为当事人这一角色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国检察机关难以自我协调这一对角色，在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的实践中检察权不可避免地会向法律监督的职能倾斜甚至失控，造成检察监督权的对某些私权的不当干涉，伤及普通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在以下两个诉讼环节检察机关极易使自己在所提起的诉讼中处于尴尬境地：

　 一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后，被告人针对本诉提出旨在吞并、抵消、动摇本诉的反诉的话，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可能被置于反诉被告的地位，那么法院是否可以判决检察机关承担通常由反诉被告承担的民事责任？如果可以的话，检察机关以何种形式、用何财产来承担为民事裁判所确认的民事义务？显然，如果禁止本诉被告人提起反诉就限制、剥夺了其诉讼权利，违反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反之，如允许本诉被告行使反诉权却可能由于对方当事人（检察机关）过于特殊的身份而使其反诉的目的落空。对此，我们可用开篇所列的案件做以下假设：如被告人以售房人所售房屋存在欺诈为由请求售房人返还房款，这些案件便由所谓的“公益案件”当然地回归到普通案件的位置，那么检察机关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地退出诉讼。

　 二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实施处分行为发生困难。有学者指出：仅仅为了服从对民事违法行为监督这一目的而赋予检察院提起诉讼之权，不仅侵害了当事人通过诉讼对民事实体权利的处分权，还将动摇以当事人处分主义为构筑基础的民事诉讼自身的有机体系。[7]对所谓的公益案件，检察院提起诉讼非但达不到对民事违法行为实施监督的目的，还蚕食了当事人的处分权。首先，由于将检察机关定位于公益的代表，使得作为原告的它失去作出变更诉讼请求、撤诉等处分行为及与被告达成和解、调解协议的可能，因为此时检察机关的角色在于维护公益而非处分公益，它不能在公益问题上让步、处分。其次，由于检察机关并非是实体权利的享有者，使它不能享有请求调解、撤诉的程序权利，因为是否同意与对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既关系到当事人对是否坚持要求裁判的程序性权利的处分，又关系到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无法贯彻处分原则是背离民事诉讼的基本属性的。

　 2、检察权地位、角色的自相矛盾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既有类似于原告的诉讼地位，同时还要行使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权，这在民事诉讼的运作中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一方面它要以保护公益为己任，另一方面又要监督这些公益纠纷的解决过程，使它兼备了运动员和监督裁判员的身份，职能上的自相矛盾使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出现逻辑上悖论。我们虽然可以泛泛地讲检察机关同法院一样也是司法机关，在诉讼中起着维护法制的尊严和统一的作用。但是，在民事诉讼中法院更主要地负有维护法制尊严的职责，法院甚至独占了对民事纷争的判断权，是非曲直由法院判断，检察机关的提起、参与民事诉讼无异于有“抢镜头”之嫌。

　 3、检察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现有法律监督的框架下，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可能抵消、吞并我们在审判独立方面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就。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后，检察机关与法官的关系显得微妙起来，微妙之处在于检察机关在诉讼中所提出意见对法官将产生何种影响。检察机关的意见对法官的判断自由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和压力。这种压力已经通过诸多的案件表现出来：即便我国检察机关没有任何介入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法院还是无一例外地受理并审理了检察机关发动的诉讼。尤其是检察机关享有民事抗诉权，法官如果对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处理稍有不当，后果可能就是令法官非常不愉快的抗诉。再者，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所产生的作用会破坏法官自由心证的原则，实际上造成检察机关和法院联合办案的结果，最终导致审判权独立行使原则被架空。

　 （二）我国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面临的程序资源短缺
中国 巴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促进两国在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有效合作，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协助范围

　　一、双方应当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在侦查、起诉以及其他刑事诉讼程序方面相互提供司法协助。

　　二、协助应当包括：

　　（一） 送达文书；

　　（二） 获取人员的证言或者陈述；

　　（三） 获取和提供鉴定结论；

　　（四） 提供文件、记录和证据物品，包括银行、金融、公司或者商业记录；

　　（五） 查找或者辨认人员、资产以及证据物品；

　　（六） 进行司法勘验，检查场所或者物品；

　　（七） 安排有关人员作证或者协助调查；

　　（八） 移送在押人员以便获取证言或者证据；

　　（九） 执行查询、搜查、冻结和扣押的请求；

　　（十） 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的处置；

　　（十一） 通报刑事诉讼结果，提供犯罪记录以及其他记录；

　　（十二） 交流法律资料；

　　（十三） 被请求方法律不禁止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助。

　　三、被请求方可以非双重犯罪为由拒绝提供本条规定的司法协助。但是，被请求方可以在其认为适当时在斟酌决定的范围内提供协助，不论该行为根据其本国法律是否构成犯罪。

　　第二条 中央机关

　　一、双方应当指定中央机关根据本条约递交和接收请求。为本条约的目的，双方中央机关应当直接联系。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中央机关为司法部。在巴西联邦共和国方面，中央机关为司法部。

　　三、任何一方如果变更其指定的中央机关，应当通过外交途径将该变更通知另一方。

　　第三条 协助的限制

　　一、下列情形之一的，被请求方可以拒绝协助：

　　（一） 请求涉及军事犯罪；

　　（二） 被请求方认为，执行请求将损害本国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者其他重大公共利益；

　　（三） 被请求方己就请求涉及的同一犯罪对同一人员作出最终裁决；

　　（四） 请求涉及政治犯罪；

　　（五） 被请求方有充分理由认为，请求的目的是基于某人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者政治见解而对该人进行侦查、起诉、处罚或者其他诉讼程序，或者该人的地位可能由于上述任何原因受到损害；

　　（六） 请求的提出不符合本条约的规定。

　　二、如果执行请求会妨碍被请求方正在进行的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被请求方可以推迟提供协助，

　　三、在根据本条规定拒绝或者推迟协助前，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应当与请求方中央机关协商，考虑是否可以在其人未必要的条件下给予协助。如果请求方接受附条件的协助，则应当遵守这些条件。

　　四、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如果拒绝或者推迟协助，应当将拒绝或者推迟的理由通知请求方中央机关。

　　第四条 请求的形式和内容

　　一、协助请求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除非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在紧急情形下接受其他形式的请求，在这种紧急情形下，如果请求不是以书面形式提出，则应当在十五天内以书面形式确认，但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另行同意的除外。

　　二、请求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请求所涉及的进行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的机关的名称；

　　（二） 对请求事项以及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的性质的说明，包括请求涉及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规定；

　　（三） 对于请求提供的协助、协助的目的以及与案件相关性的说明；

　　（四） 希望请求得以执行的期限。

　　三、在必要和可能的范围内，请求还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被取证人员的身份和所在地的资料；

　　（二） 被送达人的身份和所在地的资料，该人与诉讼的关系以及送达的方式；

　　（三） 需查找人员的身份和下落的资料；

　　（四） 关于需搜查的地点或者人员以及需冻结或者扣押的证据物品或者资产的说明；

　　（五） 关于需勘验或者检查的地点或者物品的说明；

　　（六） 关于获取和记录证言或者陈述的方式的说明；

　　（七） 需向证人询问的问题清单；

　　（八） 在执行请求时需遵循的特别程序的说明；

　　（九） 保密的需要及其理由的说明；

　　（十） 关于被要求在请求方出庭的人员有权得到的津贴和费用的资料；

　　（十一） 其他任何可以向被请求方提供的便于执行请求的资料。

　　四、被请求方如果认为请求中包括的内容尚不足以使其处理该请求，可以要求提供补充资料。

　　第五条 文字

　　一、根据本条约提出的请求以及提交的辅助文件应当附有被请求方官方文字的译文。

　　二、在向请求方提供协助时，被请求方可以使用其官方文字。

　　三、双方中央机关可以使用英文联系。

　　四、本条所指的译文无需证明。

　　第六条 请求的执行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即时执行协助请求。

　　二、被请求方在不违背本国法律的范围内，可以按照请求方要求的方式执行协助请求。

　　三、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应当作出一切必要安排，在被请求方因根据本条约提出的协助请求而产生的诉讼程序中为请求方提供代表。

　　四、被请求方应当将执行请求的结果即时通知请求方。如果无法提供所请求的协助，被请求方应当将原因通知请求方。

　　第七条 保密和限制使用

　　一、如果请求方提出要求，被请求方应当对请求，包括其内容和辅助文件，以及根据请求所采取的行动予以保密。如果不违反保密要求就无法执行请求，被请求方应当将此情况通知请求方，请求方应当随后决定该请求是否仍然应当执行。

　　二、如果被请求方提出要求，请求方应当对被请求方提供的资料和证据予以保密，或者仅在被请求方指明的条件下使用。

　　三、未经被请求方事先同意，请求方不得将根据本条约所获得的资料或者证据，用于请求所述案件以外的其他任何目的。

　　第八条 费用

　　一、被请求方应当负担在其境内执行请求的所有通常费用，但是请求方应当负担下列费用：

　　（一） 鉴定人的费用和报酬；

　　（二） 为本条约的目的，从一方境内前往另一方境内的人员的旅费和其他费用；

　　（三） 笔译、口译和抄录费用。

　　二、请求方应当按照要求，预付由其负担的津贴、费用和报酬。

　　三、如果请求的处理需要超常费用，双方应当协商确定提供协助的条件。

　　第九条 送达文书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并依请求，送达请求方递交的文书。

　　二、被请求方在执行送达后，应当向请求方出具送达证明。送达证明应当包括送达日期、地点和送达方式的说明，并且应当由送达文书的机关签署或者盖章。如果无法送达，则应当通知请求方，并且说明原因。

　　第十条 调取证据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并依请求，调取证据并移交给请求方。

　　二、如果请求涉及移交文件或者记录，被请求方可以移交经证明的副本或者影印件。在请求方明确要求移交原件的情况下，被请求方应当尽可能满足此项要求。

　　三、在不违背被请求方本国法律的范围内，根据本条移交给请求方的文件和其他资料，应当按照请求方要求的形式予以证明，使其可以依请求方本国法律得以接受。

　　四、被请求方在不违背本国法律的范围内，可以同意请求中指明的人员在执行请求时到场，并允许这些人员通过被请求方司法人员向被取证人员提问。为此目的，被请求方应当即时将执行请求的时间和地点通知请求方。

　　第十一条 拒绝作证

　　一、根据本条约被要求作证的人员，如果被请求方法律允许该人在被请求方提起的诉讼中的类似情形下不作证，则可以拒绝作证。

　　二、如果根据本条约被要求作证的人员主张根据请求方本国法律无行为能力、享有豁免或者享有特权，该取证仍然应当进行，同时该主张应当被告知请求方中央机关，由请求方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在请求方作证和协助调查

　　一、如果请求方要求某人作为证人或者鉴定人在该方出庭，被请求方应当邀请该人前往请求方主管机关出庭。请求方应当说明其负担费用的范围。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应当将该人的答复立即通知请求方中央机关。

　　二、邀请有关人员在请求方出庭的文书送达请求，应当在不迟于预定的出庭日六十天前递交给被请求方，除非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在紧急情形下同意在较短期限内递交。

　　第十三条 移送在押人员

　　一、如果需要在被请求方的在押人员到请求方提供本条约规定的协助，只要该人同意且双方中央机关达成一致，则应当将该人从被请求方移送至请求方提供协助。

　　二、如果需要在请求方的在押人员到被请求方提供本条约规定的协助，只要该人同意且双方中央机关达成一致，则可以将该人从请求方移送至被请求方提供协助。

　　三、为本条的目的，

　　（一） 除非移送方另有授权，接收方应当对被移送的人员予以羁押；

　　（二） 在取证完毕或者在双方中央机关同意的其他情况下，接收方应当将被移送的人员尽快交还移送方羁押；

　　（三） 接收方不得为交还被移送的人员，要求移送方提起引渡程序；

　　（四） 该人在接收方被羁押的时间，应当折抵其在移送方被判处的刑期。

　　第十四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

　　一、请求方对于到达其境内的证人或者鉴定人，不得针对该人在入境前的任何作为或者不作为进行侦查、起诉、羁押、处罚或者采取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也不得要求该人在请求未涉及的任何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中作证或者协助调查，除非事先取得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和该人的同意。

　　二、如果上述人员在被正式通知无需继续停留后十五天内未离开请求方，或者离开后又自愿返回，则不再适用本条第一款。但是，该期限不包括该人由于本人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未能离开请求方的期间。

　　三、对于拒绝根据本条约第十二条或者第十三条作证或者协助调查的人员，不得由于此种拒绝而施加任何刑罚或者采取任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第十五条 查找或者辨认人员、资产或者证据物品

　　被请求方应当尽力查找或者辨认请求中指明的人员、资产或者证据物品。

　　第十六条 查询、搜查、冻结和扣押

　　一、被请求方应当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执行查询、冻结、搜查和扣押作为证据的财物的请求。

　　二、被请求方应当按照请求方的要求，向请求方提供有关执行上述请求的结果，包括查询或者搜查的结果、冻结或者扣押的地点和状况以及有关财物随后被监管的情况。

　　三、如果请求方同意被请求方针对移交所提出的条件，被请求方可以将被扣押财物移交给请求方。

　　第十七条 向被请求方归还文件、记录和证据物品

　　请求方应当按照被请求方中央机关的要求，尽快归还被请求方根据本条约向其提供的文件或者记录的原件和证据物品。

　　第十八条 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

　　一、 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努力确定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是否位于其境内，并且应当将调查结果通知请求方。在提出这种请求时，请求方应当将其认为上述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可能位于被请求方境内的理由通知被请求方。

　　二、如果根据本条第一款，涉嫌的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已被找到，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方的请求，按照本国法律采取措施冻结、扣押和没收上述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

　　三、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依照双方商定的条件，被请求方可以根据请求方的请求，将上述犯罪所得、犯罪工具的全部或者部分，或者出售有关资产的所得移交给请求方。

　　四、在适用本条时，被请求方和第三人对上述所得或者工具的合法权益应当根据被请求方本国法律受到尊重。

　　第十九条 通报刑事诉讼结果

　　一、曾根据本条约提出协助请求的一方，应当按照被请求方的要求，向被请求方通报协助请求所涉及的刑事诉讼的结果。

　　二、一方应当根据请求，向另一方通报其对该另一方国民提起的刑事诉讼的结果。

　　第二十条 提供犯罪记录和其他记录

　　一、如果在请求方被刑事侦查或者起诉的人在被请求方曾经受过刑事追诉，则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向请求方提供该人的犯罪记录和对该人判刑的情况。

　　二、被请求方应当向请求方提供其主管机关拥有的任何形式的公开记录、文件或者资料的副本。

　　三、被请求方可以将其机关拥有的任何形式的非公开的记录、文件或者资料的副本，在与本国执法或者司法机关可以获得的相同范围内并依相同条件提供给请求方。被请求方可以自行决定全部或者部分拒绝根据本款提出的请求。

　　第二十一条 交流法律资料

　　双方可以根据请求，相互交流各自国家现行的或者曾经实施的与履行本条约有关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资料。

　　第二十二条 证明和认证

　　为本条约的目的，根据本条约转递的任何文件，不要求任何形式的证明或者认证，但是本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其他安排

　　本条约规定的协助和程序不妨碍任何一方根据其他可适用的国际协议或者其本国法律向另一方提供协助。双方也可以根据其他任何可适用的双边安排、协议或者惯例相互提供协助。

　　第二十四条 协商

　　双方中央机关应当在适当时进行协商，以促进本条约的有效实施。为便利本条约的执行，双方中央机关还可以就必要的实施措施达成协议。

　　第二十五条 争议的解决

　　因本条约的解释和适用产生的争议，如果双方中央机关不能自行达成协议，应当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第二十六条 适用

　　本条约适用于条约生效后提出的任何请求，即使构成犯罪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发生在条约生效前。

　　第二十七条 批准、生效、修订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后第三十天生效。

　　二、双方可以通过协议修订本条约。双方完成修订生效所需的全部国内程序后，通过外交途径互换书面通知，该修订即告生效。

　　三、任何一方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终止本条约。终止自通知之日后第一百八十天生效。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适当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订于北京，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葡葡牙文和英文制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遇解释上的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巴西联邦共和国代表

　　　　　　　　　　　　　　　　　　　　　　　　　　　　李肇星　　　　　　　　塞尔索·阿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