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资诈骗罪

秦德良

[摘 要] 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应理解为“非法所有”；集资诈骗罪的预备和中止形态没必要予以犯罪化；集资诈骗罪数额的确认应坚持非法集资总额说，至于共同犯罪中各共犯数额的确认应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文章最后探讨了集资诈骗罪与一般集资纠纷，一般集资诈骗行为的区别以及与普通诈骗罪等的界限问题。

[关键词] 集资诈骗罪概念与特征 非法占有 未完成形态 数额 区别

非法集资，又称乱集资，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三乱”[1]表现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构成集资诈骗罪，是整顿、查处金融“三乱”的重点。集资诈骗罪是金融诈骗罪的头号犯罪，其严重地扰乱了国家正常金融秩序和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据有关单位调查表明，目前社会集资金额的70％来自银行存款，以致在有的地方，银行因为疯狂的集资热而发生严重信用危机。[2][P45]发生于1989－1994年的邓斌集资诈骗32.17亿一案的重灾区江苏省淮阴市流传着这样一幅对联：“怨声、哭声、谩骂声、声声刺心；私债、国债、企业债、债债逼命”，这形象说明了集资诈骗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集资行为，集资诈骗行为和集资诈骗罪理应引起金融界和法律界的高度重视。本着这一想法，本文试图探讨集资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以及其法律适用的有关问题。

一、集资诈骗罪的概念及沿革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且数额较大的行为。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本罪是目的犯、法定犯、数额犯、结果犯。

关于本罪罪状的表述，有人认为颠倒了行为目的与行为手段，易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混淆，因为这二罪都是以欺诈方式进行的集资犯罪，故宜表述为“以集资的方法进行诈骗”为妥。[2][P36]笔者认为两种表述均成立，因为本罪的预备和着手须以诈骗方法开始而且这种诈骗方法的实施贯穿于本罪实施过程始终，诈骗和非法集资都是非法占有非法集资款的手段，二者的有机结合方能实现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目的，本罪行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所以将“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或“以非法集资方法进行诈骗”表述为行为手段都是可以的。

本罪在1979年刑法中没有规定，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其中第八条规定了集资诈骗罪，1997年新刑法予以采纳，学理上，有人将本罪罪名定为集资欺诈罪或非法集资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规定》中，将本罪定为集资诈骗罪。

二、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特征

（一）犯罪客体，

本罪的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既扰乱了国家正常金融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实施本罪行为，必然进入金融市场，危害国家金融秩序，其次，本罪与普通诈骗罪属于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竞合关系，因而具有普通诈骗罪的基本属性，即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相比之下，对国家正常金融秩序的侵犯远远大于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这也是立法者将本罪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主要理由。

（二）犯罪主体

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与单位皆可成为本罪主体，只要行为人实施的集资诈骗罪行为或结果发生于我国大陆以及属于我国的拟制领土、浮动领土内的都可以成为本罪主体。作为本罪主体的单位，必须是依法成立的单位，集资诈骗行为是单位整体意志的体现，集资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关于单位主体的认定，1999年6有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对以下三种情形不以单位犯罪论处，而应视为自然人犯罪。一是犯罪分子成立公司、企业等单位的目的就是为了实施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二是成立公司、企业等单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施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但在成立后，其主要活动不是生产经营，而是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三是直接盗用公司、企业等单位的名义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非法集资款由实施本罪的自然人私分。所以，集资诈骗行为人编造的“单位”，挂靠的单位（单位未获利）都不构成本罪的单位主体。本罪由于常常以“金字塔式”骗局实施，因而本罪主体呈现单位化状态，自然人主体呈现成份多元化，集团化特点，司法实践中要特别注意本罪单位主体与自然人主体的区分。

（三）犯罪主观方面

通说认为只能是直接故意，集资诈骗行为人还具有非法占有非法集资款之目的，间接故意与过失不构成本罪。由于本罪是法定犯，因而不仅要求集资诈骗行为人须明知其使用的是诈骗方法，目的是非法占有非法集资款，而且还应明知行为违反了国家金融法规。[3][P24]笔者认为间接故意亦是本罪主观要件特征。

（四）犯罪客观方面

本罪行为特征表现为“使用诈骗方法”和“非法集资”，结果表现为（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款）。据1996年12有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的手段。“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关于“非法集资”， 《公司法》第八四、八六条以及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均给予解释，总括起来说，非法集资既指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也指虽经批准，但经撤消后仍继续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的行为。如企业擅自突破发行计划或发行计划外券种，地方各级政府发行或变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均为非法集资行为。“使用诈骗方法”与“非法集资”有机结合方符合本罪行为特征。“数额较大”是本罪客观方面的结果要件之一，且应在集资诈骗行为人明知范围内，而不是客观处罚条件，因此，欠缺此结果，不构成本罪。

实践中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经营高收益项目为借口，以支付高息作诱饵，以熟人牵线搭桥作信誉，以连环集资付息作迷惑，以公司名义，或虚设公司集资，合作办企业集资，单位搞福利集资，以及以民间金融形式表现出来的“抬会”、“招会”、“标会”、“纠会”等形式的非法集资诈骗[4][P205-208]。邓斌特大集资诈骗案年息达60％，个别达到120％；沈太福集资诈骗案，打着兴办民办集体企业和发展高科技幌子，以发展节能发电机为名成立北京长城机电产品集团公司，从1989年至1993年3月，非法集资达10亿，年息出到24％；1991年到1993年8月的辽宁“二陈”集资诈骗案，年息达20％，集资总额达8876万元；1994年9月到1997年5有，张万琦、周安民以“桃花源建材物资公司”和“万琦公司”名义，以高息和巨额中介费为诱饵，非法集资达4.17亿元，仅第一笔集资款的中介费率就高达14.8％。

三、集资诈骗罪的法律适用

（一）间接故意是本罪主观特征之一

一般认为集资诈骗罪是智能型犯罪，行为人对其行为，结果及其违法性是明知的，行为人要使出资人陷于错误认识并“自愿”出资，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诈骗手段，因而不可能对“诈骗方法”以及“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款采取漠不关心，听之任之的态度，所以只能是直接故意。笔者认为间接故意也是本罪主观特征之一。

首先，从国际立法看，间接故意作为诈骗类犯罪的主观特征已得到一些国家认可。如英国就将诈骗犯罪的主观意图规定为“故意的或放任的实施欺诈。放任，某人明知自己的陈述有可能错误，但不管真伪，他还是进行这样的陈述。”[2][P12]这里的“放任”是行为人主观上间接故意；

其次，集资诈骗行为人主观上的间接故意主要指其对结果即“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款所产生的“纵容”或“有意地放纵”[5][P173]的态度，而不是对“诈骗方法”“非法集资”采取漠不关心态度；

再次，不能因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非法集资款的目的就否认本罪中间接故意的存在，通说认为犯罪目的仅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但实际上“任何间接故意犯罪都存在着目的”[6]有非法占有非法集资款的目的，并不意味着行为人一定要积极追求占有一定数额的集资款，行为人完全可能采取放任态度，能够非法占有多少集资款就非法占有多少，尤其是本罪共犯中的帮助犯或其它从犯对其非法占有一定数额的集资款完全可能采取间接故意态度。

农业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等


农业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质检总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2011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

农质发〔201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牧）、农机、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厅（局、委、办），经委（经贸委、工业主管部门），公安厅（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供销合作社：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促进农资市场秩序持续好转，在总结前几年农资打假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农资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制定《2011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现予以印发。请各部门加强配合，落实各项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构建长效机制，规范农资市场秩序，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有力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努力实现抗旱夺丰收的目标。
　　在工作中如有问题和建议，请及时与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斗争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联系。
　　电话：010—59192694
　　传真：010—59193157
　　附件：2011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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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1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巩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好形势的关键之年，开展农资打假保障抗灾夺丰收和农民增收的任务异常艰巨。各地各部门要认清当前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等违法行为，确保农资质量合格，为促进全年粮食丰收和菜篮子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提高认识，增强做好农资打假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一）农资打假是实现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保障。种子、农（兽）药、肥料、饲料、农机具等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物质要素，假劣农资不仅造成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而且挫伤农民群众发展粮食和菜篮子产品生产的积极性。开展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保证优质放心农资供应，直接关系到农业丰收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二）农资打假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农资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购买使用假劣农资不但增加生产成本，降低产量，减少农民收入，甚至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要切实加强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等坑农害农行为，让农民群众用上“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放心饲料”，切实维护好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农资打假是从源头上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重要抓手。通过两年的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总体有很大改善，但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和隐患仍然很多。农药、兽药和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直接影响到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高低，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
　　（四）农资打假是做好动物疫病防控的重要基础。我国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做好疫病防控工作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其中兽药和疫苗是重要的基础。要切实加大对假劣兽药、疫苗的打击力度，确保质量和生产供应，有效防止重大动物疫病发生，保障养殖业健康稳定发展。
　　二、强化整治，为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坚强保障
　　（五）强化生产监管，提高产品质量。各级农资生产主管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加强对农资产品生产主体的资质审查，对需要审定、登记、审批的农资产品，严格执行有关条件、程序和标准，严禁降低标准和越权审批，把好生产源头关。各部门要按照《行政许可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加强农资生产企业资质监管，开展行业资质检查，坚决取缔不具备生产资质的生产窝点，依法清理已丧失相关资质条件或者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农资生产企业。
　　（六）整顿农资市场，清理经营主体。各级农资经营主管部门要全面清查辖区内农资经营主体，建立完善农资经营单位档案，对资质条件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要依法予以清理，对无证无照经营农资的要坚决予以取缔。要结合企业年检和个体户换照工作，依法规范农资经营者的主体资格。要规范农资物流运输等行为，不具备农资经营资格的物流企业不得变相经营农资，加强对农资交易会、展销会的监管。
　　（七）加大监管力度，强化质量监测。各地要根据农业生产实际，突出重点农时、重点区域、重点品种，有计划地开展各种专项行动，加大日常执法检查的力度，保证农资监管工作不留死角。对群众反映强烈和问题突出的区域、产品、企业进行重点监测。依法公布监测结果，对监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发布警示信息；对发现的不合格农资产品要依法处理，及时查处曝光一批违法违规企业和不合格产品。
　　（八）加强协作配合，严查违法案件。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案件线索排查梳理工作，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和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犯罪行为。对涉及面广、造成重大农业生产事故、群众反映强烈的制售假劣农资案件，实行挂牌督办、联合查办，一查到底。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于线索明显、事实清楚、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公安机关要依法及时立案，彻底查处各种制售假劣农资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建立完善查处大案要案激励机制，支持并奖励查办大案要案。继续抓好毒鼠强防范和清缴工作，克服麻痹大意思想，防止毒鼠强危害反弹。
　　（九）加强农资广告监管，打击违法广告。各地要依法加强对涉农广告的监管，严格对农药广告的行政审查，进一步加大对农资广告的监管力度，重点查处涉及种子、农（兽）药、肥料、饲料和农机具等农资商品的虚假违法广告，维护农资广告市场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加大扶持，大力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十）培育龙头企业，构建新型农资经营服务网络。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和完善扶持措施，引导和支持供销合作社等各类农资企业加快建立发展农资现代经营服务网络。整合上下游资源，优化网络布局，扩大经营规模。督促和指导农资连锁企业强化农资质量管理，健全经营服务网络体系，广泛开展农业技术服务，实现农资销售与技术服务紧密结合，使经营服务网点分布更合理、覆盖面更广，方便农民群众就近购买优质农资并获得技术服务。
　　（十一）典型示范带动，整体推进农资经营示范店建设。在认真总结近年来各地开展“农资经营示范店”建设的基础上，把农资经营示范店建设作为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工作的重要抓手，有序整体推进农资经营示范店培育规范工作。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督促农资经营单位健全管理制度，强化质量管理，培育一批守法经营的农资经营示范店。要加大对示范店的扶持和宣传力度，增强示范店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
　　（十二）强化诚信建设，实施信用分类监管。要积极推进农资质量追溯体系研发和试点工作强化农资生产经营单位责任意识，督促企业建立健全产品质量保证、进销货台账、优质服务承诺等制度。引导农资生产经营主体成立行业协会，加强自律。各级各部门要依据自身职责，综合质量监督检查、行政许可监督检查、群众调查等信息，开展农资企业诚信评价，建立农资生产经营主体诚信档案，实行分类监管。健全监管“黑名单”制度，加强日常监管，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率。
　　（十三）加强培训指导，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要在农资购买使用高峰期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组织力量深入到农村基层，开展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活动，利用媒体大力宣传，普及农资法律法规，传授识假辨假知识，提高农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加强对农民购买和使用农资的服务和指导，推介发布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引导农民在购买农资时索取票证，指导农民科学使用农资，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四、加强保障，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管责任。各地要高度重视农资打假工作，把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强化和落实属地监管责任。要认真制定工作方案，及时向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报告农资打假的重要活动和重大案件。对不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将予以通报并限期改正，对在查办制售假冒伪劣农资产品案件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将依法追究其行政或刑事责任。
　　（十五）加强能力建设，提高执法效能。各部门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将农资打假工作经费和农资案件查处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保证农资打假工作顺利开展。加强执法体系建设，改善执法条件和执法手段，提高执法人员的水平和素质，进一步巩固并提高农资打假的效果。
　　（十六）加强部门配合，形成监管合力。各部门要多渠道收集假劣农资投诉举报信息，做到“有报必接，接案必查，查必到底”，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强地区、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进一步完善部门合作机制，严堵执法漏洞。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基础上，协同作战，形成合力，提升整体监管效能。坚决杜绝以罚代刑，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分子。
　　（十七）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在农资打假中的导向和监督作用，积极宣传农资打假工作成效和进展情况，组织有关新闻媒体进行报道，既要从正面宣传报道，又要曝光反面典型，对工作出色的典型进行通报表扬，对工作不力的通报批评，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农资打假工作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