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帝制变迁的一点思考

贡太雷


“如果有人绝对地提问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就提出了一个既无法解答又无法确定的问题了。”中国历来有“封建”与“郡县”之辩，笔者对此的想法是：大多此类辩论采用“倒回去”的思路，而且总爱用把国家方式的好坏归诸于道德、人心、世道之类精神因素，而对社会其他因素的作用轻忽，极有“完全德化”之势的思维方式。正如钱穆先生曾说过：“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
历史是动态发展的无法用确定的时段予以静态的划分。中国政制由“质胜于文”到“文胜于质”，达到“文明”一途，实应归于西周的创制，那里政治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且“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部族民主”和联邦“共和”的成分也隐约可见，此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泾渭分明，可谓“天下一大变局”。这一变革始于春秋战国，成于秦皇统一，而且西汉文、景、武三帝“严诸侯禁制”稳固，历三、四百年，从此政制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从行政层面上即贵族政治转至官僚政治。（即君主“独制”，地方集权于中央（郡县）以及官僚任免而不得世袭三位一体的政治形成）意味着中国“封建时代”的完结。
整个帝制时代（秦—清）2000年来，政体结构发生诸多变化，但在黄仁宇先生从“大历史”着眼来看的历代帝国集权体制的致命弊端是结构性的“中间缺失”—上面，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下面是成于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大而无当……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而科举造就的“成千上万”的官僚既不能公开坚持本身利益，也不便维护地方利益，只好用非经济非法制的名义去维持组织上的逻辑，不能承担起“中层”的作用，结果就出现“没有一个中间的经济机构”无法“从数目字上管理”。对于官僚管理公众的府县级机构却简陋而且人员稀少，居中的省、道、路只是代理性质无实质管理事务，这种管理的深度和广度违反政治管理常识。总之这种“中间缺失”不仅是无“中间阶级”存在，更无任何“公共空间”—除了垂直型权力系统外，没有任何横向的实行制衡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可谓“有经无纬”，最终“纬”就只有精神的、道德的等无法与暴力对抗的东西填充，这也为以后的暴政和暴乱埋下了种子。
在中国许多世纪中（直到19世纪末与西方相遇为止），适应性变迁和边际性变迁（反叛和王朝变迁）构成了变迁的主要类型，而且有趣的是，所有边际类型的变迁不是消失在适应性变迁之中，就是被并入之并整合进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在中国，导致许多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基本因素是统治者的政策，政策的变化，政体面临的各种紧急状态以及统治者处理该状况的方式。统治者们趋于集中集体目标，如军事保障和扩张，某种经济增长等，追求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费用和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维持行政体制的费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定期发生紧张，其后果往往导致小农的毁灭，扩大地主和军阀的势力和导致对商人的盘剥，但中国有个例外即真资源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源减少并不如伊朗拜占庭和其他古代帝国那样尖锐，大致可以有以下因素：
一、正如大家所知，技术发展的较低水平不但限制了物质资源和政治支持的需要，而且还限制了统治者政治活动和行政活动的范围。于是，地方自治和大众的政治服从被加以强调；为完成各级政府和半政府的任务而依靠文士和绅士成为关键。确实这些并不足以总是强大到抑制统治者和阻止其制订过于“奢侈的”政策。但它保证了在对奢侈政策反叛性反应后，以现存社会群体和制度框架为基础重组国家的可能性，为此，该因素阻止了帝国框架的根本转变甚至毁灭，此外，与此相关“外交政策优先”在中国比任何在此研究的社会都更微弱；外部紧急状态和军事紧急状态虽连续发生，但不象在其它国家那样对政治结构具有同样根本的重要性。
二、对变迁过程负责的主要因素。他们由不同群体或家庭，官僚集团或地方群体的相对力量转变以及他们内部结构的变化发展有关。最重要的是大部门这类群体并未产生较为弹性的官僚制度框架和文士群体难以充分适应的自治目标和自治组织。表现在：第一，潜在的封建化或世袭分权化趋向，大都出现在王朝的后期，此时，持续的繁荣和政府需要日增，能使绅士群体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土地财产，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中央的监控，但在农业社会、水利工程的维持，可国内各部门的联系以及其家庭政治地位又依赖中央，为此，这种趋向在唐以后（公元905年以后）：任何时期未占支配地位。第二，在明朝（公元1368—1644）产生过建立大庄园和减少自由农民的强烈趋向，但在某种程度上为统治者政策抵消，也未导致贵族出现。第三，都市商人和专业群体从未完成独立，虽其相对对立地位出现过且对统治者产生影响，但从未充分自治和政治独立的社会成果，即便都市群体最为强大的宋（公元960—1279）他也被社会结构容纳（即通过扩大渠道，允许这些群体进入绅士，文士阶层和官僚阶层）。第四，行动主义和普遍主义宗教职向与文化取向发展的趋向，这种趋向源于唐代儒教书院和佛教教派（禅宗）的某些特征，如果“封建”趋向的发展超出胚胎阶段，该趋向就能导致更为先赋和较力分化的社会结构的发展，为此，这种趋向不能真正实现。
三、至于反叛、地方官员发展成半自治的军阀。这种变迁都与中华帝国面临的主要内外紧急状态相关。内部为派系发展（始终未成为党派），官僚腐败或者苛捐杂税。外部为外部力量日增，人口对帝国疆界的压力所致，且两者往往相互加强、相互出现，且这样变迁常与适应性变迁密切相关（如宫廷派系阴谋，绅士群体间家族世仇和斗争等）但这类反叛和军事暴乱并非呈现出明显不同水平或新水平的政治表达特征，只是对现有价值的次要解释，并无变革出任何基本的新取向，目的是夺取政府和官僚机构，建立同样模式的新政府。同时，军阀也不倾向于政府结构的完全军事化，相反，他们对为自己，其家庭及派系控制现行政治感兴趣，即使有时帝国肢解儒教传统和制度削弱，但其统一倾向在发展该倾向在某种程度的保持最终的政治理想。这些倾向受儒士鼓励，其“天然”意味着传统的加强。
或许，这才是中国特色，制度史上明显的变迁—主要王朝的变迁—并未导致政治秩序的基本象征和基本制度发生重大转变，这些变迁从未通过各种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积累冲破现存制度框架。虽然从制度史上来看，宋以后（尤其元（公元1271—1368），明（公元1368—1644）两王朝中）中国政制呈现出更为专制的特征，但这些后来王朝也同样不得不依赖文士团体和官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尽管他们贬低个别官僚，就是外来征服性王朝元和清也不得不适应之，至少在原则上接受儒教秩序的基本文化取向和合法性。
反叛和王朝循环仅是细节上的变化，绝没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其它主要制度领域间基本相互关系的性质，由于条件限制，本文并未对中国帝制时期的文士（绅士）几官僚现象及其重大作用予以论述，如果说帝制时期的贡献就在于绅士文化保留了和科举制这一主要政制的“经线”完善了，那么科层官僚制的“层”这一“纬线”在中国帝制始终未实现，故中国帝制和西方绝非一样，她是一只轮的马车。
（2000年歌乐山下新年随笔）


贡太雷 400031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4级政治学 gtl9981@sina.com



中国政府 瑞士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２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本着继续和扩展两国现存的友好关系的愿望；
　　考虑到两国对和平利用核能所赋予的重要性；
　　确认两国对扩大和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简称“机构”）范围内合作的意愿；
　　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士都是机构的成员国；
　　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核武器国家，瑞士是无核武器国家，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订立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并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同机构缔结了为实施和该条约有关的安全保障协定；
　　强调双方在核能领域内的合作仅用于和平目的的承诺，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双方应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按照两国各自现行有效的法律和规章，并遵守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和承诺，发展两国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

　　第二条　根据本协定第一条，双方应促进：
　　缔结双方主管实体之间的专门协议；
　　议定涉及核能项目的、有关核能领域研究与开发及工业合作以及提供情报、材料、核材料、设备和技术的合同。

　　第三条　
　　一、可按第二条提及的专门协议或合同规定进行情报交流。情报交流按以下原则进行：
　　１．当一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在情报交流前或交换时没有声明该情报被禁止或限制转让，另一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可将接受到的情报转交给该国境内的其它实体或工业企业。
　　２．当一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在情报交换前或交换时已声明该情报被禁止或限制转让，各方的实体或工业企业应保证未经另一方实体或工业企业事前的书面同意，不得将交换的情报或通过联合研究或开发获得的情报公开，或转交给按照本协定无权接受情报的第三方。
　　二、双方应促使各自参与合作的人员相互通报所交换情报的可靠性和适用性的程度。双方可能按照本协定转让情报，这一事实不应构成双方中任一方对情报的正确性和适用性承担责任的任何依据。

　　第四条
　　一、在本协定范围内进行的合作，其目的仅限于核能的和平利用。双方之间转让的材料、核材料及其后衍生材料以及双方转让的设备或技术，或者通过使用这些转让的商品而获得的、产生的或衍生的材料、核材料以及设备或技术不应转用于发展和制造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装置。
　　二、“材料”、“核材料”、“设备”和“技术”的定义，在本协定的附件Ａ和附件Ｂ中详细规定。

　　第五条
　　一、双方应采取一切适当预防措施保证本协定第四条提及的各项仅由正式授权监管这些项目的人掌管。
　　二、双方应在各自境内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从属于本协定的材料、核材料和设备的安全。
　　三、对核材料，双方须应用机构建议所规定的实体保护水准（见附件Ａ，ｆ）。

　　第六条　本协定第四条所述项目只有经双方事前磋商并一致同意后才能转让给第三国。
　　如果作这种转让，双方应确保第三国至少遵守以下条件：
　　仅用作和平的非爆炸的目的；
　　对转让的项目实施机构的安全保障；
　　未经本协定双方的事前同意不得转让给其它国家；
　　提供本协定第五条规定的适当实体保护。

　　第七条
　　一、任一方提供的附录Ａ，（ｄ）中所列的项目，应在接受国内置于机构的安全保障之下。
　　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本条第一款所述项目的接受国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同机构缔结安全保障协定，以保证本条第一段的履行。
　　三、当瑞士是本条第一款所述项目的接受国时，应根据瑞士和机构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缔结的有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安全保障协定，保证本条第一段的履行。

　　第八条
　　一、双方的主管部门可以作出行政安排，以保证实施本协定范围内的合作。
　　二、为促进本协定范围内的合作，应建立一个由双方指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需要举行会晤，以审议本协定合作的进展和结果。

　　第九条　双方代表必要时应举行会晤，并就本协定执行中产生的问题相互磋商。经双方同意，可邀请机构参加这种磋商。

　　第十条　双方根据各国为当事国的任何国际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均不受影响，但双方应尽量防止这些义务妨碍本协定的正常执行。

　　第十一条　本协定经双方书面同意可随时进行修改，任何这种经修改条款应根据本协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生效。

　　第十二条　本协定自一方通知另一方已完成为使本协定生效所需国内法律程序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十年。除非任一方通知废除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应在至少一个有效期满前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通知这种废除意图。

　　第十三条　在本协定被终止的情况下，第二条中所述的协议和合同，只要任一方没有通知终止这些协议和合同，都应继续有效。在任何情况下，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的规定都将继续适用于从属本协定的材料、核材料、设备和技术。

　　第十四条　第四条提及的附件Ａ和附件Ｂ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法文和英文写成，每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发生解释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注：本协定自瑞士政府和中国政府分别于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和八月十五日通知对方完成各自的法律程序，于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瑞士政府
　　　　代　　　表　　　　　　　　　　　　　　　代　　表
　　　　　吴学谦　　　　　　　　　　　　　　　皮埃尔·奥贝尔
　　　　（签字）　　　　　　　　　　　　　　　　（签字）
　
　附件Ａ　　　　　　　　　　　定义

　　（ａ）“设备”指附件Ｂ之Ａ部分所说明的项目和其主要部件；
　　（ｂ）“材料”指附件Ｂ之Ｂ部分所说明的反应堆的非核材料；
　　（ｃ）“核材料”指按机构规约第二十条规定的那些项目的任何“原材料”或“特殊裂变材料”。由机构管理委员会根据机构规约第二十条修改认为是“原材料”或“特殊裂变材料”的材料清单的任何决定，应只在本协定的双方彼此书面通知它们接受这些修改时才在本协定中生效；
　　（ｄ）第七条提及的项目是后处理、浓缩或重水生产设施、它们的主要关键部件和技术，浓缩至含同位素２３３或２３５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铀和钚以及含有钚和浓缩到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铀同位素２３３或２３５的乏燃料元件。应任一方要求，经双方决定，还可包括另外项目；
　　（ｅ）“技术”指包括供应方在转让之前与接受方协商后定为对浓缩、后处理或重水生产设施或它们的主要关键部件的设计、建造、运行和维护是重要的技术图纸、照相底版和照片、记录、设计资料和技术及运行手册的实体形式的技术资料，但不包括可公开得到的资料，例如公开发行的书籍或期刊中的或国际上可得到又对其进一步传播没有限制的资料；
　　（ｆ）有关实体保护的“机构建议”指不时修订的名为“核材料实体保护”的ＩＮＦＣＩＲＣ／２２５／Ｒｅｖ．１文件的建议或代替ＩＮＦＣＩＲＣ／２２５／Ｒｅｖ．１的任何后续文件。实体保护建议的修改，只应在双方相互书面通知它们接受这种改动时，才按本协定有效；
　　（ｇ）“主管部门”指中国方面的核工业部，瑞士方面的联邦能源部，或一方可随时通知另一方的其它主管部门。

　附件Ｂ　　　　　　　　　　　Ａ部分

　　１．核反应堆指能维持可控制的自持链式裂变反应运行的反应堆，不包括零功率反应堆，后者指的是设计的钚最大年生产量不超过１００克的反应堆。
　　２．反应堆压力容器：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容纳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的堆芯并能承受一次回路冷却剂运行压力的金属容器整体，或其在工厂装配的主要部件。
　　３．反应堆燃料装卸机械：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插入或移出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的燃料，能够不停堆作业或者采用高级定位和对中技术可对那些不便直接观察或接近的燃料进行复杂的停堆加料作业的操作设备。
　　４．反应堆控制棒：
　　指专门或准备用于控制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反应率的棒。
　　５．反应堆压力管：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容纳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的燃料元件和一次回路冷却剂，运行压力超过５０大气压的管子。
　　６．锆管：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的铪锆重量比低于１：５００的锆和锆合金每年超过５００千克的管件或管件装配。
　　７．一次回路冷却剂泵：
　　指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以循环一次回路液态金属冷却剂的泵。
　　８．辐照过的燃料元件的后处理厂和为其专门设计或准备的设备。
　　９．燃料元件制造厂。
　　１０．专门设计或准备用于分离铀同位素的设备，分折仪器除外。
　　１１．重水、氘和氘化合物的生产厂和为其专门设计或准备的设备。

　　　　　　　　　　　　　　　Ｂ部分

　　１２．氘和重水：
　　指用于上述第１段规定的核反应堆中的氘氢比超过１∶５０００的在任何１２个月期限内氘原子的重量超过２００千克的氘和氘的任何化合物。
　　１３．核纯石墨：
　　指含硼当量低于百万分之五且密度大于每立方厘米１．５０克，在任何１２个月的期限内超过３０公吨的石墨。
　　附件Ａ和附件Ｂ中所述项目受本协定约束的期限应由第八条第一段中提及的行政安排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