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第41号



《进境植物和植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定》已经2002年12月1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局 长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进境植物和植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防止外来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保护我国农、林业生产安全及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参照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对进境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传带检疫性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

第三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统一管理进境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风险分析工作。

第四条 开展风险分析应当遵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并遵循下列原则：

（一）以科学为依据；

（二） 遵照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制定的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准则和建议；

（三）透明、公开和非歧视性原则；

（四）对贸易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第五条 当有关国际标准确定的措施不能达到我国农、林业生产安全或者生态环境的必要保护水平时，国家质检总局根据科学的风险分析结果可采取高于国际标准、准则和建议的科学措施。

第六条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包括风险分析启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第七条 风险分析完成后应当提交风险分析报告，重要的风险分析报告应当交由中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风险分析委员会审议。



第二章 风险分析启动

第八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国家质检总局可以启动风险分析：

（一） 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植物检疫部门首次向我国提出输出某种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申请的；

（二）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植物检疫部门向我国提出解除禁止进境物申请的；

（三）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国内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需要引进禁止进境物的；

（四）我国检验检疫机构从进境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上截获某种可能对我国农、林业生产安全或者生态环境构成威胁的有害生物；

（五）国外发生某种植物有害生物并可能对我国农、林业生产安全或者生态环境构成潜在威胁；

（六）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物名录》或者对有关植物检疫措施作重大调整；

（七）其他需要开展风险分析的情况。

第九条 首次向我国输出某种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或者向我国提出解除禁止进境物申请的国家或者地区，应当由其官方植物检疫部门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开展风险分析的必要技术资料。

第十条 国家质检总局根据有关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提交申请的时间、提供技术资料的完整性、国外植物疫情的变化以及检验检疫管理等情况确定开展风险分析的先后顺序。

第十一条 国内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引进禁止进境物的，应当提出申请并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

第十二条 出现本规定第八条第（四）、（五）、（六）项情形之一的，国家质检总局自行启动风险分析。

第十三条 在启动风险分析时，应当核查该产品是否已进行过类似的风险分析。如果已进行过风险分析，应当根据新的情况核实其有效性；经核实原风险分析仍然有效的，不再进行新的风险分析。



第三章 风险评估

第十四条 国家质检总局采用定性、定量或者两者结合的方法开展风险评估。

第十五条 风险评估是确定有害生物是否为检疫性有害生物，并评价其传入和扩散的可能性以及有关潜在经济影响的过程。

第十六条 确定检疫性有害生物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有害生物的分类地位及在国内外的发生、分布、危害和控制情况；

（二）具有定殖和扩散的可能性；

（三）具有不可接受的经济影响（包括环境影响）的可能性。

第十七条 评价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传入可能性评价应当考虑传播途径、运输或者储存期间存活可能性、现有管理措施下存活可能性、向适宜寄主转移可能性，以及是否存在适宜寄主、传播媒介、环境适生性、栽培技术和控制措施等因素；

（二）扩散可能性评价应当考虑自然扩散、自然屏障、通过商品或者运输工具转移可能性、商品用途、传播媒介以及天敌等因素。

第十八条 评价潜在经济影响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有害生物的直接影响：对寄主植物损害的种类、数量和频率、产量损失、影响损失的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传播和繁殖速度、控制措施、效果及成本、生产方式的影响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

（二）有害生物的间接影响：对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影响、费用和投入需求的变化、质量变化、防治措施对环境的影响、根除或者封锁的可能性及成本、研究所需资源以及对社会等影响。

第十九条 国家质检总局根据风险分析工作需要，可以向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检疫部门提出补充、确认或者澄清有关技术信息的要求，派出技术人员到输出国家或者地区进行检疫考察。必要时，双方检疫专家可以共同开展技术交流或者合作研究。



第四章 风险管理

第二十条 国家质检总局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确定与我国适当保护水平相一致的风险管理措施。风险管理措施应当合理、有效、可行。

风险管理是指评价和选择降低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风险的决策过程。

第二十一条 风险管理措施包括提出禁止进境的有害生物名单，规定在种植、收获、加工、储存、运输过程中应当达到的检疫要求，适当的除害处理，限制进境口岸与进境后使用地点，采取隔离检疫或者禁止进境等。

第二十二条 当境外发生重大疫情并可能传入我国时,或者在进境检疫截获重要有害生物时，根据初步的风险分析，国家质检总局可以直接采取紧急临时风险管理措施；并在随后收集有关信息和资料，开展进一步的风险分析。

第二十三条 国家质检总局拟定风险管理措施应当征求有关部门、行业、企业、专家及WTO成员意见，对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

第二十四条 国家质检总局应当在完成必要的法律程序后对风险管理措施予以发布，并通报WTO；必要时，通知相关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植物检疫部门。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对进境植物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传带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术语解释

“禁止进境物”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物名录》中列明的和我国公告予以禁止进境的植物、植物产品或者其他检疫物。

“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是指存在于供种植的植物中且危及其预期用途，并将产生无法接受的经济影响，因而受到管制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执行难”解决究竟要靠谁

陈继华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而几年来，屡屡发生的权利人当街贱卖生效判决书现象，不仅反映了社会信用的缺失，而且反映了法律信用的严重缺失。“执行难”已成为一个严重侵蚀我国法制机体健康的顽疾，如不尽快去除，必将迟延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
一、“执行难”的成因分析
1999年中央11号文件将“执行难”概括为四句话，即“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当前社会舆论，也多将“执行难”归结为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作祟、法官与被执行人素质不高、立法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这些虽都从一定侧面指出了“执行难”的成因，但都没能找出真正的症结所在，还停留在问题的表层。笔者认为，“执行难”形成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当前司法体制不健全造成的法律缺乏应有的信用和威慑力。要解决“执行难”，需从改变司法体制入手，依靠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树立法律的信用，进而建立法律的威慑力，使遵守法律判决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二、“运动式”治理“执行难”的局限性。
稍懂医理者都知道：引起发烧的原因有多种，在没找到病因的情况下，用物理方法退烧仅能收到暂时的效果。把“执行难”比做持续发烧，则“运动式”治理只是一物理降温方法，如不能找到真正的病因对症治疗，则不仅治不了病，反而会因延误治疗时机而加重病情。
运动式治理“执行难”问题，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收到一时之功效。毕竟，这种自上而下的清理运动带有明显的行政治理色彩，而对于中国的公检法机关来说，行政式的治理方式有时也会产生明显的法律效果。但是，假如造成“执行难”的制度因素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那么，这种依靠行政命令所发动的治理运动一旦结束，“执行难”的现象几乎注定会重新出现。其实，几年来，官方已经就“执行难”问题进行过多次类似的清理运动，这种清理运动的反复进行，以及有关治理“执行难”通知的反复多次发布，就显示出以往治理“执行难”运动的低效率和无效果，也证明今后继续采用运动式的治理方式，将肯定会归于失败。具体而言，治理者们将“执行难”的成因主要解释为“法院的问题”，并继而采取强化执行人员素质、加大执行力度等措施。经验表明，这些思路和对策在解决“执行难”的有效性上都是很成问题的。
三、改革法制体制，用“法律”治理“执行难”。
㈠改革法院编制体制，减小地方行政对法院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调查结果显示，“执行难”的最大阻力还在于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因此，要破解“执行难”，首先就需要把法院从地方行政权的干预下解脱出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地方人民法院的法官任免、司法经费等都在地方控制之下，人民法院依法审判的独立性从何谈起？”
2000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全国各地委托山东法院执行的案件，统一指定给济南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委托案件执结率由过去的７％提高到70％。济南铁路运输中院执行局局长王荣历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我们是专门法院，人、财、物都不受地方政府的管理，而且案件是省高院指定的，这样在执行中，较少受到地方的干预。”
由此可见，摆脱了地方行政权干预，法院的“执行力”有着多么大的升值空间。要使法院不受地方行政权干预，就要从“人事、财政”等各方面去除地方行政权的影响。
为法院确立有效的抗干扰机制，排除地方行政机关可能对司法工作造成的干涉，法院的人、财、物权应由最高法院掌握，司法经费由全国统筹。可将法院的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将法院经费单列，同时最高法院通过加强诉讼费用的管理，由地方各级法院上缴一定比例的诉讼费，由最高法院根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法院的实际，统筹安排下拨费用给省高级法院，再由省高级法院直接下拨给各级人民法院。关于人事管理体制方面，改变行政机关管理法院机构人员编制的作法，实行由最高人民法院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法院二级管理的方法，即由高级法院依据最高法院关于编制管理、人事管理的总体规定，对辖区内的各级法院进行具体的管理。
㈡提高判决的公信力，增强法律判决的权威。
近些年不断被暴光的徇私舞弊和枉法裁判案件，都不断地降低着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有一句法律缄言：“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危害胜过十次犯罪。因为一次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一个不公正的裁判却污染了水源。” 判决没有被执行，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给法律“面子”，为什么被执行人敢于不给法律面子呢，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司法自身的问题。面子并不是靠别人给的，而是要靠自己争取的。试想，对于一个“污染了水源”的法院，面子何来？所以，不断提高法官素质，减少误判错判的发生，进而牢固树立法律的权威，增强被执行人执行生效判决的自觉性，对于解决“执行难”还是十分必要的。
㈢还执行权于行政，利用国家强制力解决“执行难”。
执行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应当通过加快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把它从法院分离出去，由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管。
在现行司法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主要是进一步完善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的执行工作机制。建议地方法院执行机构的人财物由省高级法院直管，下级法院协助；省院设总局，中院设分局，基层法院设支局，真正做到执行权的行使不受地方制约和干预。建立和完善以委托执行为主的工作机制，最高法院设立执行协作办公室，负责委托执行工作的监督和指导，为跨省辖区的执行案件最终实现全部委托执行提供组织保障。还建议加快强制执行法的立法步伐，对不履行裁判义务的当事人应规定一系列履行义务的强制法律措施。
法律是需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如没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法律就会得不到执行，而在我国法院生效判决执行的过程中，除了几个法警外，基本看不到“国家强制力”的影子。所以只要被执行人找几个人将厂门一锁，或找个老头老太的往法院的车下一躺，法院就没辙啦!
有个故事说明了美国如何解决地方保护的。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裁判黑人与白人分隔于不同学校的做法违宪，次年法院开始考虑结束黑白分校的具体措施，对此南方诸州抵触情绪很大，千方百计对抗法院判决，1957年，阿肯色州9名黑人学生依照判决应进入白人学校就读，但该州州长动用当地国民警卫队封锁学校，就是不让黑孩子和白学生扎堆，法院的判决执行不了——这地方保护主义够邪乎的吧！这可把艾森豪威尔给气毛了，总统调动美国精锐的101空降师进入该州首府，压制了国民警卫队，最终这9个黑孩子在大兵的武装护卫下顺利入学，地方保护土崩瓦解。
法律作为一切社会矛盾最终的救济途径、道德的最低标准，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如果不能把持住这最后一道底线，道德的标准就会进一步降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将会成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