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凌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教授


一、 引言
从历史上看，在裁量控制的路径上，英国人走的是司法的路子。这与他们的法律传统、宪政结构、社会诉求有关。几乎所有文献都采取司法本位，这一特色鲜明而夺目。他们一开始借助私法路径，尤其是侵权法上的疏忽大意，后来过渡到传统公法的越权无效和自然正义，并以此入手，发展出公法上的合理性审查，逐渐接近到裁量的自治内核，便嘎然而止。
这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策略，先易后难。因为，无论是传统的越权无效还是正当程序，都是较为客观的审查，说服力强，不易产生争议。而合理性审查就游离在客观与主观之间，变得吊诡、复杂、难于把握。无怪乎，英文文献绝大部分聚讼于此。我们甚至可以武断地说，英国行政裁量的学说史，就是合理性原则的发展史。
让我们惊诧的是，英国人一旦觉得自由裁量必须受到控制，就走得相当坚决，相当彻底，也相当的远。法院拒绝不受拘束的或者绝对的裁量，所有形式的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无论多么宽泛，也不论是以主观语言来表述。在英国当下，“没有不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已然流行于坊间。更让人拍案的是，英国人采取了灵活多样、伸缩自如的审查，让司法干预随着审查对象和内容的不同，依据政治敏感性、行政自治程度等而变换着。这两点认识，无论哪一点摆到中国当下的情境中，拿我们的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相对照，都是我们尚未企及的。
德国法中偶尔也提合理，但就结构清晰、层次分明以及重要性而言，远不及英国法。英国法的合理性原则也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学者诵读、研磨与发扬。新西兰似乎更愿意采取狭义的“不合理”，更广义的概念是公正（fairness），而澳大利亚对“不合理”的理解与英国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我有个直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在中国行政法教科书上的合理性原则，仿自英国，是龚祥瑞先生的作品带进来的影响。但一直以来，我们却缺乏对英国合理性原则的深入了解。运用一手文献进行研究的作品，更是少见。对于近年来席卷英国的欧陆裁量审查技术，及其在英国的实验成效，我们也知之甚少。从文献上看，我们对合理性原则的了解似乎还不如比例原则那样透彻。这显然对不起它在我国行政法教科书和官方文件上的重要地位。
或许也是因为缺少一个参照系，学术上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比如，“合法审查为原则、合理审查为例外”、要进一步扩大“合理审查”，以及“流行欧洲的比例原则与英联邦的合理原则彼此不兼容，无法调和”等。于是，正本清源，为我国合理性原则的阐释和发展建立一个参考坐标，便成了本文的重要使命。
二、 历史的流变
合理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ness）既古老，又年轻，是流淌在英伦大地上的一条充满活力的溪流。“不合理”有着很悠远的私法根源，在合同、侵权、破产、贸易上都少不了它。只是之后的发展中，它找到了公法的坐标，才宣告了与私法“疏忽大意”（negligence）的分手。但历史的暧昧却缠绵至今，仍是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出现在司法格言上的行政机关合理行事义务（the duty of the executive to act reasonably），甚至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纪。韦德（Bill Wade）耙剔了Wednesbury案之前长达几个世纪的一长溜判例，都涉及合理性原则，不少法官在判决中也试图阐释“合理”（reasonable）。萨姆纳（Lord Sumner）说，（授权法中）“所表述的‘他们认为合适的’（as they think fit），必然暗含着诚实和合理之意味”。伦伯里（Lord Wrenbury）也说：“他（决定者——作者按）必须运用他的理智，确认并遵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他必须合理行事”。[1] 但是，这些判例提到的“合理规则”（rule of reason），还不是独立的审查标准。[2]

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合理性原则一度低迷，法官对它慎之又慎。这是因为它触碰到了行政裁量控制的最核心、最困难的实质问题。史密斯（de Smith）就说，在某种程度上，合理性是决定行政机关法律责任的实质性要素。[3] 要想在最接近行政自治的边缘，划出允许法院出入的区域，又不破坏分权，这无疑是很困难的。畏难情绪一度让“司法沉寂主义”（judicial quietism）盛行。

然而，40年代之后，经历了Wednesbury案、Padfield案，峰回路转。随着现代社会中的裁量问题日益突出，裁量领域不断扩大，控制裁量的要求愈发迫切，合理性原则也越来越频繁地被应用。有两组统计数据足以说明： [4]

（1） 在英国，1948年之后,大约有2500多起判例提到了Wednesbury和“不合理”，其中，2160起是在1990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所占比例超过了85%，1545起是在2000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占61%。
（2） 在westlaw上，按照全文有“unreasonable”、关键词和主题有“judicial review”的要求检索，截止2009年7月13日，共计610起判例，其中497起是1990年之后的，占81%。在全文中加上“Wednesbury”，共检索出282起判例，其中225起判例是1990年之后的，近乎80%。现在，几乎在每周案件报告（reported cases）之中都能看到。
近年来，对该标准的依赖之所以会激增，科恩（Margit Cohn）分析认为，一方面是迎合了1980年代中期英国公法改革之浪潮，另一方面是欧洲法、尤其是比例原则的实质性影响与驱动。 [5]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恐怕还应该是出于对日益扩张的行政裁量的警惕与控制。

三、 三个经典判例
在英国的公法上缕析合理性原则，不能不提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判例，一个是Wednesbury案，它激活了合理性原则，列出了“不合理”基本内涵的表述公式，使之从抽象到具体。另一个是Padfield案，它翻开了一个新纪元（opened a new era），让合理性原则真正复兴。再有一个就是CCSU案，它让这类审查标准自成一体，另立门户，成就了一番气派。
1、 Wednesbury案
在英国，谈不合理审查，就不能不提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现在人们朗朗上口的“the Wednesbury principle”、“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on Wednesbury grounds”、“unreasonableness in the Wednesbury sense”，都与该案有关。
Wednesbury案，被誉为“法律上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案情并不复杂。在一个叫Wednesbury的小镇上，一个电影院欲申请许可。星期天娱乐法（the Sunday Entertainment Act 1932）授权行政机关在发放许可时可以“加入其认为适当的条件”。行政机关搭附了一个条件，要电影院承诺周末不让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独自上哪儿。电影院不乐意，告上法庭。案情平淡无奇，原告也不曾如愿。但主审法官格林（Lord Greene）在判决中对“不合理”一席阐述，让它变为永恒。
格林的整个判决只有两个核心观点： [6]

第一， 他提出并描述了基于“不合理”而出现的违法形态。与传统的合理行使权力（powers must be exercise reasonably）要求相比，格林给出的是更加精确、严格的标准。具体而言，包括两种违法形态：
一个是弱的、宽泛和一般意义上的不合理（weak, broad, or general unreasonableness），包括不适当目的（improper purpose）、相关和不相关考虑（relevant and irrelevant considerations），以及恶意（bad faith）。它们彼此相近，又相对独立，且能够相对客观地判断。
另一个是强意义上的不合理（strong unreasonableness），也就是（行政决定）“如此荒谬，任何明智之士都不会想到它属于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或者“如此错误，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持有这种看法”。这是Wednesbury的核心与难点，也称为狭义的Wednesbury不合理或者狭义上的“不合理”。格林把它设计为“最后的手段”（a last resort）。只有当行政决定跳过了其他所有审查标准，而行政决定依然不能为法院接受，不符合公平观念时，才能诉诸这个标准。这一格调也限定了Wednesbury不合理在当时的意义。
第二， 他敏锐地洞察到上述不合理的所有标准或理由彼此之间都可能会重合，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必要做到彼此区分干净。
格林的整个努力就是归拢“不合理”标准的内涵与关系，他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不合理”只是越权无效（ultra vires）的潜在的实际延伸。只有行政机关的裁量违反了法律，法院才能干预。这样的勾连，让法官更加放胆踏入这块敏感的领域，夯实了法院干预的正当性基础。
2、 Padfield案
Padfield v.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1968）案是另一个经典，被丹宁（Lord Denning）誉为“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里程碑”，“不合理”只有到了该案，才真正复活（genuinely revived）。
这是一起有关牛奶经销计划（the milk marketing scheme）的纠纷。临近伦敦的一个地区的牛奶生产商抱怨，牛奶经销委员会（the Milk Marketing Board）确定的价格没有反映运输成本的增加，自二战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但该地区在委员会中属于少数派，价格调高又会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所以，没有说动委员会。
根据1958年的农业经销法（the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ct），在这种情况下，部长有权指令一个调查委员会（a committee of investigation）去听取此类抱怨并呈递报告，部长可以根据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推翻牛奶经销委员会的决定。在该案中，部长认为，既然该地区牛奶生产商已在牛奶经销委员会上陈述意见了，就表明其同意关于经销计划的通常民主机制。他的属下又鲁莽地补充道，假如调查委员会作出有利于该地区的报告，那么，部长有可能采取行动。主审法官里德（Lord Reid）认为，这简直是糟糕透顶的理由（plainly a bad reason），因为法律授予部长的恰好是纠正“通常民主机制”的权力。
该案之所以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重大意义，是因为它提出了英国行政裁量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即“任何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即使是主观语言，也必须给出客观解释。诚如Lord Denning事后评价的，法定机构的裁量从来不是不受拘束的。
该案的另一个潜在意义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对其决定说明理由。在上议院看来，通过不给出决定的理由来逃避法院的控制，是不可接受的。 [7]这让合理性审查与程序性审查之间有了沟通，通过向后者的转换，避开步入优劣审查，使法官、公众更易于接受。

3、 CCSU案
在英国司法审查的发展史上，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案留下了很多经典，其中之一就是将历史上杂乱无章的司法审查标准条分缕析，重新整理一番，归为三类，条理多了，并让“非理性”（irrationality）成为了一个能够独自站立的标准。
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简称GCHQ）负责政府通信与情报工作，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其雇员上千人加入了各种全国性工会。当时，按照工会安排，GCHQ的雇员也在单位参加了几次旨在反对撒切尔政府的行动，包括罢工一天、怠工运动、反对加班等。考虑到该机构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撒切尔未事先征求工会意见，就宣布该机构的雇员不得隶属工会，只能加入一个经批准的雇员协会。而按照以往惯例，对公务员雇佣条件的任何改变，都得事先征求工会意见。所以，工会认为，其有权要求听证。遂发生争执，诉诸法院。
在该案中，主审法官迪普洛克（Lord Diplock）没有继续援用格林（Lord Greene）的Wednesbury不合理，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非理性”。并认为，它可以用自己的双脚站立，成为司法审查的一个独立标准。法官运用其训练与经验，是可以摸到这个标准的边际的。
迪普洛克给出的“非理性”公式是，行政决定“太违拗逻辑和公共道德标准，任何明智之士考虑这个问题时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仍然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从英国后来的判例看，即便法官在判决中引用了“非理性”，行政机关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真正达到了“太违拗逻辑和公共道德标准”的程度。
迪普洛克是在格林提出“不合理”之后，又另辟蹊径，引入了“非理性”概念。它们都是有关实质性审查的。那么，是否有差别呢？
有的学者认为有。比如莱斯特（Anthony Lester）就做了一番分析：迪普洛克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是从“不合法”（illegality）中剥离而出，格林所指的“目的不适当”和“相关考虑”，在迪普洛克的概念体系中应当属于“不合法”（illegality）范畴，而不是“非理性”。所以，迪普洛克说的“非理性”只是狭义上的实质性审查标准。 [8]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凯恩（Peter Cane）认为，“非理性通常是指不合理”。 [9]迪普洛克自己也说：（非理性）“现在可以简要地称之为Wednesbury不合理”。 [10]我也觉得它们应该是一回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商用计量器具管理办法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５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商用计量器具管理，保证计量准确，公平交易，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制造、修理、销售、进口、使用、检定商用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的规定，接受政府计量管理部门的管理监督。
第三条 计量单位采用国际单位制。目前使用的市制单位暂予保留。
第四条 商用计量器具的管理部门，是北京市标准计量局和区（县）计量管理所。
第五条 计量器具的检定，必须按照国家检定规程和北京市标准计量局颁发的暂行检定方法进行。
检定合格的，由检定单位加盖合格印或发给合格证。合格印、合格证由北京市标准计量局统一印制。

第二章 计量标准器的建立和检定
第六条 计量标准器是统一量值的依据。
建立计量标准器，须报市、区（县）计量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第七条 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必须按照规定的周期，送市、区（县）计量管理部门检定。

第三章 制造、修理、销售、进口商用计量器具的管理
第八条 专营或兼营制造、修理商用计量器具的企业和个体经营户，须经计量管理部门对其产品检验条件审查合格，方得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开业或变更经营范围的登记。
第九条 制造商用计量器具新产品，须向计量管理部门申请定型鉴定。经鉴定合格，方准正式投入生产。投产后不得降低原订技术指标。
因特殊需要制做专用的商用计量器具，须报计量管理部门批准，成品经鉴定合格，方准使用。
第十条 生产商用计量器具和零配件，由制造单位自行检定，并报计量管理部门抽查检定或全部检定，合格后方准出厂。
第十一条 不合格的商用计量器具和零配件禁止销售。
第十二条 外地来京从事修理、销售商用计量器具业务的企业和个体经营户，须持有当地县级以上计量管理部门的证明，并经本市区（县）计量管理部门审查批准，方得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在本市临时营业。
第十三条 本市和外地来京从事修理商用计量器具业务的企业、个体经营户修复的计量器具，须经所在区（县）计量管理部门检定合格后，方准交用户使用。
第十四条 进口商用计量器具不得违反国家计量制度的规定，并由进口单位报计量管理部门检定，合格后方准销售和使用。

第四章 使用商用计量器具的管理
第十五条 商用计量器具在使用期间，必须按照规定进行周期检定。
检定由计量管理部门或其授权的商业部门计量器具检修点进行。检定周期由检定单位根据使用情况确定，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六条 商业部门设立计量器具检修点，须报检修点所在区（县）计量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检修点检定的计量器具，由区（县）计量管理部门在规定的周期内进行抽查检定，抽查检定的数量不得少于检修点检定计量器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
第十七条 购进、修复、重新安装或调试的商用计量器具，须经计量管理部门或其授权的商业部门计量器具检修点检定合格，方准使用。
第十八条 使用商用计量器具的单位，应建立管理责任制，维护保养、正确使用计量器具，保持其准确性。
第十九条 城乡集市贸易市场上和个体经营户使用计量器具的管理监督，由区（县）计量管理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
第二十条 城乡集市贸易市场上使用的计量器具，由区（县）计量管理部门每周抽查检定一次，每两个月普遍检定一次。
个体经营户使用的计量器具，由区（县）计量管理部门进行抽查检定和周期检定。
第二十一条 零售单位和城乡集市贸易市场设置的公平秤、公平尺，由区（县）计量管理部门进行周期检定。
第二十二条 禁止调换使用台秤、案秤上的增铊盘和调高、降低零点。
禁止调换使用木杆秤的非定量铊。
第二十三条 禁止使用下列商用计量器具；
（一）不合格的；无合格印、合格证或合格印、合格证超过有效期的；
（二）示值难以辩认、零配件丢失、附加重物的各种衡器；
（三）示值刻线不清、磨损变形的度器和量器；
（四）弹簧秤；
（五）英制和英制、米制两用的计量器具；
（六）十六两秤、绳纽秤（戥秤除外）等旧杂制的计量器具。
第二十四条 禁止用其他器物代替计量器具。

第五章 管理机构及其职能
第二十五条 北京市标准计量局和区（县）计量管理所在商用计量器具管理方面的职能：
（一）宣传贯彻国家有关计量的法律和政策，组织实施本办法；
（二）对各单位商用计量器具的管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对计量管理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和考核；
（三）对商用计量器具进行周期检定和抽查检定；
（四）对新建商业部门计量器具检修点进行技术审查和考核；
（五）对制造、修理、销售、进口的商用计量器具进行质量监督；
（六）对有争议的商用计量器具进行技术鉴定；
（七）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追究责任；
（八）其他管理监督事项。
市、区（县）计量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应出示市标准计量局制发的《计量管理人员监督检查证》。
第二十六条 市、区（县）商业部门应根据需要设专职或兼职计量管理人员及计量器具检修点，在同级计量管理部门的指导下，负责本系统商用计量器具的管理和检修。基层店和商场可设专职或兼职计量管理人员。
商业部门计量管理人员及检修点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国家有关计量的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
（二）按规定周期将计量标准器送计量管理部门检定；
（三）对商用计量器具进行周期检定和抽查检定；
（四）对商业职工进行维护保养、正确使用计量器具的教育；
（五）检查本系统、本企业商用计量器具管理工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第六章 收费
第二十七条 计量管理部门或计量器具检修点检定商用计量器具，按有关规定向受检单位收取检定费。
在检定周期内，经计量管理部门抽查检定，合格的免收检定费，不合格的加倍收取检定费。
第二十八条 城乡集市贸易市场上和个体经营户使用的木杆秤，首次检定收费，在一年内复检，合格的不再收费，不合格的加倍收费。
第二十九条 计量管理部门对送检的计量标准器，应在十日内检出；对商用计量器具的周期检定，应按规定期限完成。逾期不能检出和完成的，不收检定费。

第七章 罚则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区（县）计量管理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单位负责人给予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责令停用或没收不合格的、禁用的计量器具；屡教不改的，对直接责任人或单位负责人并处以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经营单位或个体经营户处
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一）计量标准器超过周期不送检，或经检定不合格仍继续使用的；
（二）商用计量器具经检定不合格，拒不送修的；
（三）拒绝对商用计量器具进行周期检定或抽查检定的；
（四）擅自使用经计量管理部门责令停用的商用计量器具的；
（五）调换使用台秤、案秤的增铊盘或调高、降低零点的；
（六）调换使用木杆秤的非定量铊的；
（七）使用禁用的商用计量器具或以其他器物代替计量器具的；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区（县）计量管理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单位负责人处以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经营单位、个体经营户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还可以没收不合格的计量器
具、零配件，直至移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或责令停业、吊销营业执照。
（一）违反本办法第八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不经计量管理部门批准，擅自从事制造、修理商用计量器具的；
（二）销售不合格的商用计量器具和零配件的；
（三）涂改、盗用、伪造计量检定合格印、合格证的；
（四）严重破坏计量器具性能的。
第三十二条 处罚款一千元以上的，须报区（县）人民政府批准。
罚款上缴同级财政部门。没收的计量器具和零配件由计量管理部门销毁或处理。
对个人的罚款由本人负担，对单位的罚款一律在自有资金中开支，不得计入成本和费用。
第三十三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计量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计量管理人员应严格执法守法，秉公办事，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从严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商用计量器具管理目录，由北京市标准计量局分批公布。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北京市商用计量器具管理办法（试行）》和《北京市集市贸易计量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北京市标准计量局进行解释。



1983年11月10日